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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关于赏罚的理论，就其本质而言，是从地主阶级的人性论出发的。但其中关于公与私的观点，触及了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根本问题。特别是对于当时的南宋王朝来说，不啻是揭示了统治者们法律思想上的一个要害。
三、严政条、惩吏奸
陈亮对于当时吏治方面的问题，同样从要求坚决抗金，以图中兴的原则出发，反复指陈积弊，力促当局有以救之。早在公元1178年2月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他就指出，当时吏治方面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于“以绳墨取人，以文法莅事”，结果是“圣断制裁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朝廷里日益充斥着庸碌无能，品质低下的人员。他认为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些经过科举考试和循序提升的官吏是肯定不足以担当起抗金、中兴的重任的。（26）特别使陈亮感到严重的，是朝廷内外由于正气不张，出现了大有害于振作人心，中兴拒侮的现象。他对孝宗说：“三光五岳之气分，而人才之高者止于如此。经生学士既揆之以大义而取轻，才臣智士又权之以大计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独运四海之意矣。故左右亲信之臣，又得以窥意向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颐指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达也。是以附会之风浸长，而陛下之大权移矣。寻常无过之人，安然坐庙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无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无事也。是以迁延之计遂行，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乖矣”（27）。对于这种情况，陈亮深切地感到了它的危险性，以致对于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不免啧有微词。因为这是同皇帝的态度，大有关系的。例如他向孝宗皇帝指出：“小臣之得对，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隐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无路以自进，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之爱也。大臣之弄权，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议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伤其意，发之惟恐其恨恨而不满，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恶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岂知其今日至此乎！”（28）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于明摆着的这些弊病，采取这种胆小怕事，不敢表明爱恶的态度，怎么可以设想纠正歪风，毅然决断宗庙社稷之大计呢？
很明显，陈亮对于当时吏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已感到痛心疾首，认为非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决不能一新耳目。因而他要求的“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气以养之”具体的措施就是所谓“清中书之务以立大计，重六卿之权以总大纲：任贤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风俗；多置台谏以肃朝纲，精择监司以清郡邑；简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礼立制以齐其习；立纲目以节浮费，示先务以斥虚文；严政条以核名实，惩吏奸以明赏罚；……。（29）”采取这许多措施，目的都在于整饬纲纪，统一人心，充实内外，以期于一动而克敌致胜，完成中兴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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