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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基于他的“王霸并用，义利双行”的理论，认为人君治理国家，从来都是离不开赏善罚恶的。他说：“叙五典，秩五礼，以与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则富贵尊荣之所集也；其违之者，则危亡困辱之所并也。君制其权，谓之赏罚；人受其报，谓之劝惩”（20）。这是治国的常道，决不是什么用赏赐来引诱人们向善，用惩罚来吓唬人们去恶。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才不能够为所欲为，一切都要听从君主的安排；而“君长非能自制其极也，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21）。君主也不能恣意妄为，而必须顺应着人们好利恶害或趋利避害的本性来加以节制。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典礼刑赏所以同出于天，而车服刀锯非人君之所自为也”（22）的道理。
接着上面所述，陈亮进一步指出，人们由于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一般总是会听从君主的命令的。这样，理所当然也就必须对君主提出相应的要求了。如果“人君乃以其吉怒之私而制天下，则是以刑赏为吾所自有，纵横颠倒而天下皆莫吾违”。出现了这种君主恣意妄为的情况，那将发生什么结果呢？他认为，那就必然会使得善恶颠倒过来，人们失去原有的天性；在这种场合下，君主即使还想依靠自己的名位来维持统治，也是不可能的了。（23）可见，统治者正确地运用赏罚，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那么怎样才能正确地运用赏罚呢？陈亮认为，关键所在，就是统治者必须怀有“公天下之心”，做到“公欲恶”以“明赏罚”。在他看来，这种“公天下之心”，不但如朱熹所推崇的三代有之，而且如朱熹所贬斥为“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的汉、唐时代也有之。（24）只不过越到后来，越见式微罢了。其具体的表现是执掌赏罚的统治者由于缺乏“公天下之心”，把赏罚当成一己的工具，凭个人好恶来驱使天下的人，以致起不到赏和罚应起的作用。显然，这并不是由于赏罚本身的作用不大，而完全是由于赏罚运用的不当。这种情况当然和“公赏罚”背道而驰了。这正是孔夫子之所以作《春秋》，想用公正、合理的赏罚来恢复人的本性的原因。总之，陈亮明确地认识到了“公欲恶”对于“明赏罚”的重要意义。他说：“故私喜怒者，亡国之赏罚也；公欲恶者，王者之赏罚也。外赏罚以求君道者，迂儒之论也；执赏罚以驱天下者，霸者之术也”（25）。“私喜怒”，凭个人的喜怒行使赏罚，那是导致亡国的赏罚；“公欲恶”，顺应人们共同的趋善避恶的要求行使赏罚，那是王者的赏罚。抛弃赏罚的手段去寻求做皇帝的方法，那是迂阔不切实际的儒者之见；把赏罚作为驱使天下人的手段，那是称霸者所使用的方法。因此，只有“公欲恶”，才能“明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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