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革新思想简析-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那么，怎样才可以获致合格的人才呢？他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人主的“陶冶”。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具体到司法官吏而言，则除采取一般措施之外，实行以下的办法是十分必要的：
　　（一）改革教育内容
　　他力主把朝廷的“礼、乐、刑、政”，其中特别是“刑名书数”之事和“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列为教育内容，以适应天下国家“改易更革”的需要。改变和纠正那种教非所用，用非所学的现象。他说：“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猝然责之以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材足以为用者少矣。”他认为，这种教育不是造就人才，而是“困苦毁坏”人才。所以改革教育内容，实为当务之急。（39）
　　（二）调整考试科目与录用标准
　　宋代科举的主要流弊之一是行之极滥的“恩荫制度”。它为官僚贵族阶层敞开了垄断仕途的大门。为了铲除这种“恩泽子弟，充塞铨曹，与孤寒争路”（40）的敝政，他在极力予以抨击的同时，要求严格考选的制度，主张考试科目中的“明法”一科，以律令《刑统》大义和断狱作为考试内容；凡经进士诸科考试而被录取者，必须再考一次律令，大义和断案，合格的才可委以官职。（41）在录用标准上，他针对当时存在的“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先后；不问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的“以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的弊病及其危害，认为应当根据“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采取对症下药的办法，即“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之为佐属”（42），以使各得其所，人尽其才。
　　（三）“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
　　对于考试合格，已经委以官职的人，事情也并没有完结。因为决不能仅仅以“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之”，而是还必须“试之以事”；并且要“久其任”，使之有机会显露他的才干；最后更必须“待之以考绩之法”。（43）所谓“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对于司法人员来说，不但要求“其人足以任官”，而且要求“其官足以行法”（44）。而这不经过一定时间的严格考察是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的。只有这样，才可以改变“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的学非所用的状况。
　　以上就是王安石的法律思想的几个主要的方面。
　　诚如前面所引列宁的话，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但在这一节里，我们不可能也无必要对他思想的各个方面都作深入的探讨。就法律思想而言，这里提到的也只是几个主要的方面。但从中可以看到，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王安石的变法，虽然不过是北宋中期地主阶级革新派所发动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它的终极目的也无非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解决某些统治方法和策略问题，借以缓和阶级斗争，使北宋王朝从“积贫积弱”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其变法的社会基础固然相当薄弱，依靠力量也甚为有限。正因为这样，所以当变法一旦展开，守旧顽固派的围攻即接踵而至，以致先后只经过了十来年时间，许多新法的实际效果尚未充分显示出来，便大体被扼杀了。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指出，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从它的“富国强兵”，维护各民族共同利益的主旨，到它实行的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中、小地主阶层人民负担的某些新法，在当时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他的法律思想虽然基本上没有跳出封建正统的框框，但它在立法和司法方面诸如关于“法先王”、行“善法”、“建人才”等等主张，对于完善封建法制，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也自应予以必要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