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守法和据法论罪的根本目的，乃在于树立和维护封建统治的权威，做到使统治者“能令法必行”，最终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熙宁六年，有一次他和皇帝赵顼在一起议论周世宗的功业。“上曰‘闻世宗上仙，人皆恸哭’安石曰：‘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人悦德乃在于罚行。罚行，则诞慢，偷惰、暴横之人畏戢，公忠趋事之人乃有所赴愬（同诉），有所托命，此世宗上仙，人所以哭也。’”（33）这里的中心意思是开头引用的《尚书·康诰》中的那句话，即：如能做到有罪必罚，罚必当罪，则天下的人就都会悦德信服。可见，他之所以强调据法论罪，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威。在他看来，这是关系到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的一件大事。
　　如上所述，王安石认为当时司法部门审理案件不顾法律规定自行其是的现象，是加强封建统治的大敌。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大大加强对司法的统一监督和管理；特别审判方面的重大疑难案件的最终判决权和类推适用权，应由中央主管部门直至中央政府首脑严格掌握、控制和干预，最后甚至要报请皇帝裁决。熙宁二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于上报刑案之刑名不当者，总是积极出而论正。例如有苏州人张朝之从兄用枪戳死朝的父亲，逃去，被朝抓获杀死一案，审刑院和大理寺均认定为“十恶不赦”，问以死罪。上报后，王安石审定认为，“朝父为从兄所杀，而朝报杀（因报复而杀）之，罪止加役流。会赦，应原。”结果皇帝听从这个意见，“特释朝不问”。类似的情况，涉及中书论正刑名是否合适的问题。宰相曾公亮持反对意见，认为不应“以中书论正刑名”。但王安石当即反驳说：“有司用刑不当，则审刑大理当论正；审刑大理用刑不当，即差官定议；议既不当，即中书自宜论奏，取决人主。此所谓国体。岂有中书不可论正刑名之理？”（34）这个意见也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此后中书论正刑名，遂成定制。熙宁三年，中书还就当时“刑名未安者”，提出五点意见，其中包括建议修改“强劫盗”不问情状轻重一律处死刑的规定，徒、流、折杖之法，“禁网加密”，不分情节扩大适用的规定，等等，大抵都反映了王安石关于严格区分犯罪情节和犯罪者的具体状况，区别对待，并适当减轻刑罚等主张。（35）
　　可以看出，王安石关于论罪量刑的思想，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司法积弊，从维护封建王朝的长远和根本的利益着眼，要求加强封建法制和中央政府的统一监督与管理，力图作到减省刑罚，平允为治。这些思想，对于改革当时的司法状况，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修法度”，必先“众建贤才”
　　王安石重视改革和加强封建法制，同时更重视和强调人才在立法和执法当中的作用。这种思想在他入阁以前的仁宗嘉祐三年《上皇帝万言书》中，曾作了充分的阐述。他认为，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即使皇帝主观上想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也是不可能的。主要原因，就是“天下之人才不足”，这种“不足”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在立法过程中缺乏“贤才”的参与。而“兴利除弊，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朝廷要“大修法度”，更必须广泛延揽“天下议论之士”；和他们反复讨论研究，才可以得出“至当之论”。另一方面，是在执法过程中，缺乏好的执法、守法的官吏。因为“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36）而当时在一般官吏中，“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合郡之间往往而绝也。”（37）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朝廷的法令，立意虽然很好，但却不仅不能使“膏泽加于民”，反而被执法者“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以设想法律法令得到贯彻施行，使老百姓蒙受恩泽呢？因此，他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孟轲说过的那句话：“徒法不能以自行”；“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至今，未之有也。”认为只有“在其位者得其才”，然后才能“视时势之可否，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总而言之，要想“大修法度”，必先“众建贤才”，“索天下之材而用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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