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的上述思想，大抵都是孔丘宽猛相济的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其中虽然没有多少新的内容，但在当时却有着实际的意义，特别是在反对数赦赎这种被认为不合理的刑制方面。
大赦的制度，始行于秦代末年。历代沿用，只是赦令有多有少而已。例如唐太宗统治时期，对大赦就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他认为“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轨之辈”。所谓“凡养稂（láng狼）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所以他“自有天下以来，绝不放赦”，原因是“将恐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50）。宋代建男之初，标榜“临下以简，必务哀矜”。此后刑罚虽很苛酷，而赦令仍甚烦数。除大赦之外，每三年还要冬至郊举祭，下恩赦令，是曰“郊赦”，开定期大赦的先例；此外还有用于对一路、一州特赦的“曲赦”；用于寻常赦免的“德音”或“常赦”；等等。所以宋时赦令，不但每岁皆有，而且有一岁数赦的情况。除了赦宥，宋代还有赎刑。这时的赎刑虽较前代为严，但凡属八议之列和一般公罪，都许赎；这是专对有爵位、有官职或其余属于八议范围的人适用的。对于这种制度，特别是对于数赦赎，即频繁的赦和赎。李觏和过去有些思想家一样，持鲜明的否定态度。
李觏认为，赦和赎的实行，乃是出于对臣民的优恤。他说：“赦者，所以恤其民也；赎者，所以优其臣也。”“圣人”们由于看到老百姓自陷于罪，“绕以丛棘，被以五木，托身狱吏，毕命蝼蚁”；又看到“以身从君，以家殉国”的“群公卿士”的子侄犯了罪，遭受刑戮，和老百姓一样，“耻及其门，忧及其亲”。对于这种情况，他们于心不忍。所以才规定了赦和赎的制度的（51）。然而儒家的先辈们，对于这两种制度，却从未见“言其可者”。原因所在，就是由于这两种制度都只对于少数人有利而对于多数人有害。为什么呢？他从
刑法的起源立论，申述了自己的理由。他认为，古圣哲先王之所以立法设刑，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杀人的嗜好，相反地是为了“生人”，即把人从死的境地中解脱出来；不是为了作威，相反地是为了“作福”。因为人类在它的最初阶级，是处在“强者胁弱，众者暴寡，智者诈愚，勇者苦怯，或则以杀，或则以伤”的状态，为了制止这种状态，于是有圣哲先王出而立法设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朴。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杀人者死，然后人不敢杀；伤人者刑，然后人莫敢伤；弱寡愚怯之民，有所赖矣。故曰：鞭朴不可弛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也。”（52）由此看来，采取“赦”和“赎”的办法，是不足取的，这是那些被称为“仁者”的人为显示他们的“仁爱”而想出来的办法。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东汉哲学家王符在他的《潜夫论·述赦》中曾经说过“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他认为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他说，现实的情况比王符当时的情况更有过之。比如，国家的大祀，人们都知道是有固定日期的，可国家规定凡大祀之日都要实行赦宥。这不但起不到好的作用，反而是“启人以恶”。因为许多奸邪的人，正是利用这个规定，为非作恶而肆无忌惮，以致“商旅或不敢越疆，孤嫠（lí离）或不敢出户”；受害的百姓能向哪里去申诉呢？至于“赎”，那只是“衣冠子孙”犯罪之后，凭借自己的财富而享受的优待，受害的平民百姓就更是投诉无门了。对于这种种由于数赦赎带来的弊害，李觏痛感必须加以革除。他恳切地指出：对于这些犯罪者“与其赦之，曷若使畏而不犯？与其赎之，曷若使耻而不为？”如果像上面提到的，实行赦赎是为了对臣民的优恤，那其结果是恰恰相反的。“幸赦而奸，卒不以悛，人鬼以怒，死亡以亟，非所以恤之也。幸赎而恶，终以不悔，辱其祖孝，堕其门阀，非所以优之也。”（53）旨在优、恤，实则害之；数赦赎不但不利于百姓，而且有害于犯罪者，其不足取法不是很清楚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