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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持法以信”，不辨亲疏贵贱，“一致于法”
关于法的重要性问题，李觏在他的《安民策》中，曾从刑、礼二者关系的角度，作了反复的说明，已见前述。那么，重视法的作用，强调惩罚犯罪，是不是不仁呢？对此，他在《庆历民言》中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有仁德的人都知道爱人，但却并非懂得爱人之道。他说：“彼仁者，爱善不爱恶，爱众不爱寡。不爱恶，恐其害众也；不爱寡，恐其妨众也。如使爱恶而害善，爱寡而妨众，则是仁者天下之贼也。安得圣贤之号哉？”（40）爱人是要爱的，但不能去爱那些危害大众利益的恶人，否则，那不是“仁”而是“不仁”了。不是吗？他列举历史事实证明说：“舜去四凶而谥以仁圣，汤初征自葛放桀南巢，而仲虺（huǐ悔）谓之宽仁。武王枭纣白旗，而孟子曰：‘以至仁伐不仁’。”由此可见，为了惩罚那些危害大众利益的人，即使是上古的圣人，也是要杀人的：“仁者固尝杀矣”。这种杀人，难道可以说不是“仁”的表现而是“不仁”的表现吗？所以他说，忌讳刑戮，庇护犯罪的人，这是佛家所讲的“慈悲”，甚至是墨家所讲的“兼爱”，不是他所讲的真正的“仁”。
他认为，懂得这些道理对于治理国家是十分重要的。关键就在于不但要正确地理解什么叫做“仁”，而且要懂得怎样去实行仁。如果对“仁”作歪曲的解释，以为不执行刑罚、不实行杀戮就叫做“仁”，即所谓“以不诛为仁”，那是“轻国而重仁”，必将造成极大的危害。所以他的结论是“故明主持法以信，驭臣为威”。“信著则法行，威克则臣惧，法行臣惧，而后治可图也”。（41）就是说，法律、法令既经制定，既是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必需的，那制定以后就一定要坚决执行，这样才能驾驭臣下，取信于民。在法律法令的运用上做到了“法行臣惧”，就可望把国家治理好了。
在李觏的法律思想中，和力主“持法以信”密切联系着的，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关于要求法律平等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早就出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从先秦至清，对诸如“刑不上大夫”、“八议”、“以粟为赏罚”等等法律规定，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就李觏所处的北宋中期的情况来说：当时对于宗室和品官犯罪，除八议之制一承唐代之外，还规定了其他许多优待。如命官犯赃罪，必须先勘问干连人，只有证据确凿，方得追查，便是一例。到了后来，更规定命官犯其他罪，也只有本人三问不承，才得奏请追摄，并根据犯罪情节的轻重决定对待办法，只有情理重害而拒隐者，方许枷讯；宗室犯罪则比这更宽，即一般都“无得辄加捶拷”，只有罪至判处徒刑以上者，方许依法勘问；等等。李觏和过去一些进步思想家一样，对当时法律规定的这些不合理现象，表示了坚决的反对。他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42）。它是天子和普天之下的臣民都必须遵守的共同规范，不论亲疏、贵贱，都不应当有所差别。所谓“先王之制，虽同族，虽有爵，其犯法当刑，与庶民无以异也”（43）。否则，怎么谈得上法律的平等呢？
他还进一步申述了其所以然的道理。他说：“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和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钉，是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亲，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则五刑之属者独当，上不愧于下，下不平于上，岂适治之道邪？”（44）不论是“私其亲”，还是“私其身”，总之是“私字”压倒一切。听任这种现象存在，势必使赏庆为富贵者独享，刑罚为贫贱者专设，一切都失去了公平，哪里还谈得到把国家治理好呢？正因为这样，所以贤明的统治者，总是“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正如孟子所说，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照样依法予以惩办。像瞽瞍这样的天子的父亲，尚且不能违犯法律，何况一般的官吏及其子孙呢？（45）这不正是舜和皋陶其所以成为圣君贤臣的原因之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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