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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是李觏在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一系列思想的基础。
在经济方面，他集中注意于土地问题，把土地问题看成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他对于北宋中期皇室和“势官富姓，占田无限”（14），以至形成“富者谷陈而帛腐”，贫者“耕不免饥，蚕不得衣”的状况，作了充分的揭露，认为这种状况在根本上是土地非农民所有所造成的。因为“土地，本也；耕获，未也。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使之战”（15）。其结果必然是“虽有耒耜，谷不得而食也”；“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16）。所以，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能是“平土”，也就是“均田”：由国家把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减少或消除他们反抗的根源。“均田”之外是“限田”，即通过限制贵族豪门的兼并，达到保护中小地主利益的目的。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他还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舍本求末的现象，提出了“行抑末之术，以驱游民”的主张，旨在使人们“一心于农”，以尽地力之效。同时强调要防止巨商大贾的兼并，以保证农业生产者免受损害；使用“平准”，“平籴”等办法，以加强国家对商业的控制。特别要指出的是他针对由于皇室骄奢、官吏冗杂繁多，战败赔款数量庞大等种种原因而造成的国家财政濒于崩溃，以致徭役和赋税无限加重的状况，在《国用》各篇中提出了以薄赋税、平徭役、去厚敛为内容的主张，以求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要求国家“强本节用”、“量入以为出”，坚决纠正那种用财无限，奢侈无度的现象。所有这些思想，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揭示了北宋中期社会经济方面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但这些改革首先是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在他们的阻挠与抵制之下，实际上是没有也不能实行的。
在政治方面，他热情拥护“庆历新政”。庆历三年，曾集《庆历民言》三十篇，以《开讳》、《备乱》、《审奸》、《防蔽》、《效实》、《虑永》等为重点，切言关系为治利害的各方面问题，以启导统治者。他认为，改革政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统治者必须去除忌讳，广开言路，鼓励臣下谏诤，集中注意于国家存亡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开讳”。他认为，“闻死而愠，则医不敢斥其疾；言亡而怒，则臣不敢争其失”，结果一定是“讳死而速死，讳亡而速亡”（17）。统治者如果讳疾忌医，要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备乱》是警告统治者必须“虑乱于治”，“居安思危”，要做到像古圣人那样：“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18）。《审奸》、《防蔽》诸篇，都在于告诫统治者广听明察，不为日常左右所蔽和所感。《虑永》则在于提醒统治者要作长远的打算，要防微杜渐，“舍近而谋远”。其他各篇也是对统治者提出各种各样的忠告或建议。其中包括许多进步的主张。例如整饬吏治，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北宋中叶，政治腐败，官吏冗滥。除了科举录取名额无限扩大之外，还实行“恩荫”制度，以使众多的皇亲、国戚、品官的子弟，甚至他们的宗族和门客都享有爵位。于是在这些门弟里，形成了“比屋皆是衣冠”的庞大官僚队伍；在朝廷和地方上形成了重迭臃肿的官僚机构。他把充斥在这些官僚机构里的腐朽无能，贪赃舞弊，作威作福的官吏，称之为“良犬”不如的牲畜和盗贼。他说：“唯善能举其类，不善亦能举其类”（19）。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那么“一不肖达而举十不肖，十举百，百举千，如此则剥道成矣”（20）。因此，他大声疾呼地提出要刷新新吏治，实行“效实”，即考察其实际治绩的用人原则，认为“见驽称骥而不考之千里”（21）是不行的。与此同时，他还对科举考试和论资叙迁的办法，给予了有力的抨击。他认为，科举考试是单凭空言选拔人才，“才不才，决于数百言”（22），其结果要么是选非其人，要么是真正的人才遭到遗弃。要消除这种弊病，只有“察其言观其行”，考其德行道艺，试之以事，久而有功，然后才授之以官爵（23）。至于叙迁，同样要经过严格的考核，而不能光论年资。他说：“董仲舒曰：‘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而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必也。不求功实，而以日用为限，三年而迁一官，则人而无死，孰不可为公卿者乎”？（24）这最足以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反对“不问其功，而问其久”的以资历为叙迁标准的坚决态度。所有这些主张，其根本目的虽在于完善封建国家机器、稳定和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它在当时对于澄清吏治，清除污浊，改善选拔官吏的制度却具有进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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