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犯罪的原因
　　白居易法律思想中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是他关于犯罪原因的论断。他认为，一个朝代刑罚的繁简，取决于犯罪的多寡，又取决于人民生活的贫富。所谓“食足财丰而后礼教所由兴也，礼行教立而后刑罚所由措也”（8）。在历史上，西周成康时代、西汉文帝时代和本朝太宗时代，除了统治者重视慎刑恤狱之外，都是由于海内殷实。人用富庶而造成人们厚德寡过、囹圄常空的情况。相反，桀、纣和赢秦时代、由于暴征雠（同仇）敛，人力殚竭，百姓穷苦，以至形成“奸宄并兴”、“群盗满山”、“比屋万戮”、“赭衣塞路”的结果。根据这些历史事实，他认为，“刑之繁省，系于罪之众寡”；“教之兴废，系于人之富贵”。这正是过去的“圣王”其所以“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众，不患教之废而患人之贫”的原因。他分析的道理很简单：假如人们财产不均，贫富对立，即使是尧舜那样的贤者来治理国家，也是不可能平息纷争和减省刑狱的；假如人们衣食不足，饥寒交迫，即使是皋陶那样的法吏来主管刑狱，也是不能禁止奸宄和消除盗贼的。总之，失之于本，不可以求之于末；在人们财产不均、贫富对立的情况下，要消除犯罪和刑狱，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想要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端影于表，澄流于源”，也就是必须，“富其人，崇其教，开其廉耻之路，塞其冤滥之门，使人内乐其生，外畏其罪”。这样，才能达到过犯自省，刑罚自措的目的。
　　白居易关于财产不均、贫富对立与犯罪的关系的论点，明确指出了贫穷是产生犯罪的根源，并得出了“富其人”是消弭犯罪的一个根本途径的结论。它的分析和论证，即使比较简单，没有也不可能再作深入的探究，从而从社会制度方面提示问题的实质，但它却是当时法律思想方面的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成果。
　　
　　关于肉刑的废复
　　中国古代的肉刑，从汉文帝下诏废除时开始，即陆续在封建统治者当中，开展多次关于废复的论争。唐代的这项论争，虽然表现得不甚明显，但问题照样存在。所以白居易在《策林》中，专门设为“策目”，就肉刑废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的论点，同样是很有见地的。
　　白居易认为，自西汉初诏废肉刑以来的一千来年当中，主废、主复者各执一词。基本情况无非是：主废的一派认为，肉刑是“刻肤革、断肢体”的一种刑罚；人主忍心使用这种刑罚，是和“恺悌恻隐之心”相违背的。这样一来，犯罪者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主复的一派则认为，取消肉刑而任箠令，用鞭刑，必然会使“酷吏倚而行之”，终至发生“专杀滥死之弊”。而这恰恰是“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的一种作法。根据这种情况，白居易强调：要明辨这个问题的是非，必须考察事实，斟酌人情，即所谓“议事者宜徵其实，用刑者宜酌其情”。据此两点，他认为“肉刑是可废而不可复”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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