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礼刑关系论和犯罪根源说浅析
饶鑫贤
【全文】
中、晚唐之际，由“安史之乱”引起的社会动乱虽已趋于平复，但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不但并未消除，而且仍在发展。长期兵连祸结所造成的经济凋敝、民生贫困的状况，有增无已；而同时阶级、民族和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到了从穆宗李恒统治的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起算的晚唐时期，李唐王朝更是面临崩溃的边缘。这种严峻的形势，唤起了一部分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忧虑。他们了解民间疾苦和统治集团及其封建官僚机构中的种种弊病，为了挽救深重的危机，除了发挥自己所长，用文字反映各种颓败的政治、社会现实，企图引起社会和统治集团的重视而外，并力主改革政治，刷新社会以至倡导文学创作方面的改良。著名诗人白居易，正是这种革新力量中具有远见卓识并作出了重要成绩的一员。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世居下邽（guī规，今陕西渭南县境）。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举进士，曾任秘书省校书郎，继以翰林学士拜左拾遗。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因宰相武元衡被刺身死，上表请严缉凶犯，得罪权贵，致被谗贬充江州司马。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底，迁忠州刺史，一年后召还，拜尚书司门员外郎，随自求外任，先后充任杭州、苏州刺史。免郡事后征拜秘书监，继转刑部侍郎。大和四年（公元830年）除河南尹，两年后以病免。会昌（公元841-846年）间以刑部尚书致仕，会昌六年八月卒，时年七十五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1）。
白幼年家贫多故，及长苦学力文，于精研儒学之外，兼通释典，更以诗作著称于世。但诚如他在与元稹（2）书中所说：“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道理。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又说：“仆当此。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3）。可见白居易的大量诗作，远不止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的具有伟大文学价值的创作，而同时是他用以匡济时弊、力图救国利民而以“讽谕”为表现形式的呼吁。因此其诗作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妄女、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4），甚至远传到日本、朝鲜等国。与此相对照，统治阶级上层的当权者，却对它深恶痛绝；所谓“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握军要者切齿”（5），正说明这些诗击中了他们的痛处。白居易所著诗文，生前曾多次自行编集和整理。据云：“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6）。现行本《白居易集》，系中华书局编辑部以宋绍兴刻本《白氏长庆集》为底本、参考明、清各本，经校勘、标点而成，是一个相当有特色的白集读本。它既是研究白居易的文学创作、也是研究他的政治法律思想的较为完备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