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赏罚与时令的关系
　　在赏罚的问题上，柳宗元基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于许多传统的唯心主义天道观念，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认为“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所以惩劝者也”（15）。赏罚的目的，就是为了劝善惩恶，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内容；专门讲天意而不讲人事，一定要从赏罚这样的事情上发现天的什么奥秘，那是完全不懂得赏罚之道的说法。明确了这一点，就不难了解，要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一个主要的关键就在于赏罚的及时，即所谓“赏务速而后有功；罚务速而后有惩”。（16）他认为，那种根据四时、“阴阳”、“五行”等宗教迷信观念宣扬“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即认为只有秋冬才能行刑的司法时令说，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他指出这种传统观念的危害说：假如有人在秋冬为善，却要等到春夏才给以奖赏，那么为善的人就会得不到鼓励；假如有人在春夏作恶，却要等到秋冬才给以惩罚，那么作恶的人就会得不到警戒。这样，就等于驱使人们去犯罪；驱使人们犯罪，犯了罪却又迟迟不予处理，助长他们的轻慢或疏忽，这正是刑罚不能少用和废置的原因。反之，如果为善和作恶的人能够“不越月逾时”地得到赏罚，使他们分别及时地受到鼓励和警戒，那就会使为善的人受到鼓励，更乐于为善；作恶的人受到警戒，害怕再去作恶。也就是说会使他们“从善远罪”，减少用刑，收到“教化”的功效（17）。
　　为了论证上述观点的正确性，柳宗元对于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具体的错误观点，一一作了批驳。比如有的人认为只有按照“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的原则去办，才能顺“天时”，致“大和”。他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呢？他说：“使犯死者自春而穷其词，欲死而不可得，贯三木，加连锁，而致之狱，更大暑者数月，痒不得搔，痹不得摇，痛不得摩，饥不得时而食，渴不得时而饮，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号之声，闻于里人”（18）。像这样的情况，难道反而会不伤“大和”、不逆“天时”吗？所以，对于被判处死刑的人，恰恰只有及时处死，才是顺应天时，也才能不伤大和。又如有的人用所谓“经”和“权”、即正确而经久不变的道理和因事因地制宜的权宜措施，来说明“非常之罪不时可以杀”和“当刑者必顺时而杀”的道理。柳宗元认为这也是错误的。他说：“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知经的人，不会以特殊情况来违背常理；知权的人，也不会持一般人的浅见来反对正确的意见。只有把“经”和“权”统一起来考虑，才是正确的（19）。所有这些，都鲜明地反映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思想。其中有的观点虽然并没有、也不可能突破时代的局限，在当时却仍然可以振聋发聩，表现出一种勇于改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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