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对这个发生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旧案重新加以评断，并向当局郑重提出翻案的建议，是有重要的实际意义的。虽然在他的议论中关于不罪杀人者徐元庆的主张，也属于封建法律思想的糟粕部分，不足为训，但他要求明辨是非、公正执法，以及对于封建卫道者们在司法领域顽固维护礼教和背离实际、恣意滥杀等问题的揭露和抨击，明确反映了他力图改革积弊的进步思想。
　　三、关于法制和法律的运用
　　柳宗元基于天人相分的观点，认为天道和人道有着严格的区别：天道不仅生殖万物，而且也会使万物遭受灾害；人道不仅有法制，而且也有悖乱：二者是不相干预的。他说：“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10）。因此他有力地驳斥了天有意志和天能赏善罚恶的目的论，强调天不干不了人事。他认为，治理国家只能依靠人的力量；而法制，正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任务就在于“彰善瘅恶”，判断是非曲直。所谓“凡肃之道，自法制始”（11）；那种认为天能赏善罚恶的看法，是大谬不然的。总之“齐其法制而整顿之，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12）。要做到赏善罚恶、齐一人们的行动，只有依靠切实加强法制，而不能依赖什么天的旨意。
　　要切实加强法制，关键之一在于“申严百刑，斩杀必当”，（13）这里包括他在一系列文论中提出的许多极具见地的主张。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必须修订法制，正如他在《监察使壁记》中所指出的：“制信有不宜于时者，必复于上，革而正之”；这是担任监察御史职务的人的一项重要职责。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申严百刑，斩杀必当”，特别是对于当时窃据一方擅作威福、甚至敢行悖乱的藩镇割据势力，除了必要时的讨伐之外，平时必须严格执法：“明诛放之罚，严斩杀之科”，借以惩讨那些凶渠元逆，甚至做到“微恶尽除”，以杜后患；即对一般的贪官污吏，也要及时从严惩处。但是，这一切并不是一味的惩罚；“斩杀”固须要求“必当”，而且在此之后还必须注意于“赦劫胁之辜”，“抚存疑类”，以做到“威暂行而德洽，诛纔及而恩加”，要采取一系列安抚的措施，使“较然逆顺，益以彰明”。非常明显，这些主张对于挽救唐中叶藩镇割据、政治腐败的局面，虽然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也未必不是对症的良药。
　　除了切实加强法制，在刑事政策上贯彻上述基本的原则之外，在法律的具体运用方面，还有一个切实贯彻平等性原则的问题。柳宗元强调，法律应对所有的人同等适用，决不能因人而异，特别不能因犯法者是在上位的人而不予处罚。例如在前述徐元庆为报父仇杀死县尉的案件中，他认为，徐的父亲是并没有触犯法律而被县尉杀死的。因此徐的杀死县尉，实际上是由于县尉仗着官吏的权势滥杀无辜，而州官和司法者对县尉的枉法妄为，隐瞒包庇、不加处理，又对被害者的家属的呼冤叫屈，不闻不问等等原因所造成的。所以，即使县尉没有被徐元庆杀死，他的枉法乱杀，也应当受到法律的裁判。这一思想也反映在他的《非＜国语＞下·戮仆》一文中。他认为，《左传·襄公一年》所载的春秋时期魏绛行法的故事，是不足为训的：晋悼公四年（前569年），悼公在鸡丘（即鸡泽，今河北南部）大会诸侯，悼公之弟公子杨干的座车冲乱了军队的行列，军法官魏绛认为这是违犯了军法，杀了杨干的车夫，却不处理杨干。柳宗元认为这一处理是不对的。因为冲乱队伍的犯罪者是指挥车夫的杨干，而不是执行命令的车夫；仅仅由于杨干的地位高贵就不予处理，并且使以后的人援引这一例子判案，也去杀害无辜的人，这显然是太过分了。那么，应当怎样办才对呢？他认为应当“止公子以请君之命”：就是把杨干扣留起来，请示国君加以处理。（14）由于时代的局限，柳宗元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意见，虽然是不彻底的，但却清楚地表达了他的与“刑不上大夫”相对立的“刑过不避大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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