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刑关系问题的认识上，韩愈同样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继承者。他在《复雠状》一文中指出：“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34）。法律虽然是“圣人”制定的，但它的具体执行，仍然有待于司法官吏。正因为这样，所以统治者即使有了德、礼、政、刑这些治理国家的手段，也还有一个如何具体运用的问题。对此，韩愈一本传统的儒家关于德刑关系的观点，明确阐述了他的德礼为主而以政刑辅之的主张。他认为“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35），即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但这当中有一个何者为主、何者为先的问题。那么，如何确定主从、先后呢？他说：“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如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36）一句话，就是要德主刑辅。原因是什么呢？在韩愈看来，要使国家得到治理，关键在于使“先王之道”深入人心。“先王之道”无它，就是“合仁与义而言之也”的“天下之公言”。（37）因为“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施之于天下，万物得其且；措之于其躬，体安而气平”（38）。只要人们懂得并实际做到“行仁由义”，使君臣、父子、夫妻等封建的等级和伦常关系得到有效的维护，又何患天下国家之不能得到治理呢？
　　这里涉及一个“教”的问题。如何才能使“先王之道”深入人心，使人们“行仁由义”而不踰矩呢？关键又在于“教化”。韩愈很懂得这一点，他反复强调教与学的重要性。他称颂子产不毁乡校（39），要求“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40）的人，充当乡校的老师，“以督出徒，兴恺悌之风”（41），特别是要求以儒家经典的《大学》八目作为“教”的内容，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作起，即加强个人的仁义道德的修养，然后以之用于治理天下国家。韩愈这一套主张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和佛家以出世为目的的个人修心养性好“治心”的说教相对抗，强调个人的仁义道德修养不是“外天下国家”，而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即所谓“正心诚意者，将以有为也”（42）。它所包含的反佛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同时，这一套理论，是完全只适用于统治阶级中人的，至多是只适用于他所代表的那一个庶族地主阶层中人的；至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严重的剥削压迫之下，求生尚且不可得，安能谈到治理天下国家？然而，正如我们对于在此以前的所有“德主刑辅”思想的评价一样，一般地说，它的目的虽然在于通过“教化”，使人们遵循“先王之道”，用仁义作为行动准则，做到安分守己，服服帖帖地接受剥削和压迫，不去犯上作乱，起而造反，以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但这种思想的兑现，在客观上对于人民群众免于严刑酷法之苦和维持社会的有限安定，藉以积蓄力量，获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不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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