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道统论”及其在法律思想上的反映
饶鑫贤
【全文】
唐王朝进入中期以后，出现了重大的祸乱，首先是延续了七年多，造成了严重破坏的“安史之乱”。但是，“安史之乱”以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复杂的矛盾非但没有消除，而且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一方面是地方割据势力坐大，拥兵自重，黄河南北藩镇的叛乱仍旧没有平息。而德宗贞元（公元785-805年）以后，统治者却只是采取苟安的政策，所谓“一郡一镇，有兵必姑息之”（1），完全放弃了消除这种祸患的打算。以致养痈遗患，造成藩镇的日益强大和专横。他们极力搜刮财富，争城掠地，互相攻打，使人民继续遭受深重的战乱之苦。另一方面是权贵豪强肆行兼并，佛道二教为虐天下。佛道的为虐突出表现在广建寺观，强占良田，形成了一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2）的寄生阶层，使朝廷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造成“国赋散于权门，王税不入天府”（3），“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4）的严重情况。尽管统治者极力粉饰太平，利用江南广大地区生产力的相对发展、农业与手工业的兴盛和城市人口的增长，通过两税、盐政、漕运、矿治等各种剥削制度的推行，用聚敛所得勉强供应大量军费和官僚薪给以及王公贵族的挥霍，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但朝廷内外，各种矛盾尖锐对立，到了贞元末和宪宗李纯（公元806-820年在位）元和初年，终于先后爆发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派对宦官、官僚集团的斗争，以及宪宗依靠宦官对藩镇的斗争，并为接着出现的所谓“南衙北司之争”和“牛（僧儒）李（德裕）党争”，种下了祸根。在这样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中以皇帝为首的大地主、大官僚和上层僧侣，虽然仍旧耽迷于奢侈腐朽的寄生生活，但庶族地主或称中小地主阶层、特别是其中有识见的士大夫，从维护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纷纷提出匡救时弊、包括反对旧的门阀世族势力和藩镇割据，要求加强君主集权，以及力主裁抑佛、道的主张。韩愈，就是这些士大夫中的一个著名的代表。韩愈的思想，包括他的法律思想，鲜明地反映了他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号昌黎，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一说为河内河阳，即今河南孟县）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三岁丧父，在长兄的抚育下刻苦自学，于贞元八年（公元792年）登进士第，但此后直到贞元十八年才开始发迹，被擢为“四门博士”。次年拜监察御史。旋因上疏极论“宫市”之弊，触怒德宗，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令（5）。宪宗即位后，召还，先后任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撰、考功郎中、中书舍人。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因上表谏迎佛骨，再度被贬谪为潮州（今属广东）刺史，继迁袁州（属今江西）刺史。穆宗即位后召拜国子祭酒，并先后擢升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职。韩愈从35岁起至长庆四年57岁病逝为止，仕经唐中期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四个皇帝。在为官的二十二年当中，几被陟黜。他之所以成为唐中期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并不在于他的政绩，而在于他在文学上和思想上的深邃的造诣。就前者而言，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是中国文学史上古文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所倡导的反对华而不实的六朝以来骈偶文风、要求恢复古代散文传统的主张，到长庆末年，完全取得了文坛的统治地位。就后者而言，他尊儒排佛，以维护儒学正宗为己任，倡所谓自尧舜至孔孟一脉相传的“道统”论，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内“障百川而东之，回狂谰于既倒”（6），为卫护封建正统思想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韩愈的一生，虽由于“不善处穷”，为图富贵，不惜卑躬屈膝谀悦达官贵人，因而遭到世人的讥评，但在上述两个方面，他无疑都为自己获得了一定的历史地位。所著有他的门人陇西李汉编纂的《昌黎先生集》。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根据近代古文名家相城马其昶校注全集的遗稿，去诗存文，辑为《韩昌黎文集校注》一书，其中的《原道》、《原性》、《论佛骨表》、《与孟尚书》诸篇及大量书牍和杂著，是研究韩愈思想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