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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作法不论对于掌握刑赏的君主，或者对于立有功勋的臣子，都是有害而无利的。就君主而言，“夫其贤如太公，忠如伊尹，唯君知臣，可以勿贰。而遽宥以死罪，是疑其不终，非所以待之以诚，而属君子之心也。若乃猾如狗盗，庸如黥陡，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许其慕生廉耻，自固名节，非所以导之以德，而劝小人之善也。”就是说，被恕死者无论是贤是不肖，这样作不是有伤君主之诚，便是有害君主之德，都是不足为训的。就臣子而言，“使贤而有功，惊宠惧满，自居无过之地，何恕死为？使愚而有功，己小人之幸，又告以无死，是增骄而启奸，适所谓赏之以祸也。”就是说，这样作对有的人完全没有必要；而对有的人这样作非徒无益，反而是害了他。
吕温认为，一个明哲的君主，对于有功之臣，应当“安之以爵禄，护之以纪律，明之以好恶，耸之以祸福”，以使他们“迁善远罪，保勋全名”。像恕死这种作法，“挠权乱法，以罪宠人，坠信赏必罚之典，亏昭德塞违之道”，并不是明哲的君主所应当采取的。这些观点，有的如对于立功者成份的分析和他们所立功绩的评价，虽然失之片面或出于阶级的偏见，但总的说来，大抵不失为具有见地的论断。
二、坚持慎重名器，反对纳粟除罪拜爵
吕温在赏罚问题上所持的另一主张，是强调名、器不可以假人。所谓“赏以饰喜，罚以饰怒；喜必待功，赏不僭行”（4）。赏与罚既属国之大本，自不可不予严肃对待。由此出发，他对于当时所行的用纳粟来除罪拜爵的办法，表示了坚定的反对意见。他认为，西汉初年，晁错提出这种办法是在“边候犹闻击柝，戎士不得解甲”的特定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策，救弊之术”，在当时虽然是事出有因，但它“偷利于当代，幸成于一时”，终究遭到了有识者的讥诮。唐代立国以来，文治武功，可以媲美于唐虞和殷周，怎么可以采用这种“杂霸道而隳王制，昧宏规而狃小利”的作法呢？
吕温认为，道理是很清楚的：实行这种办法的结果，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弊害：一方面，会出现“赏不足以劝”，“刑不足以威”的现象。因为，赏与刑，是劝善惩恶的工具。而现在“班爵于并兼之家，析圭于滞积之室，使屠沽贱隶，临驾英豪”。这样一来，刑与赏完全失去了本来具有的劝善惩恶的意义，如果国家有难，谁还会英勇以赴呢？这是说“赏不足以劝”。同时，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挠权于残贼之徒，屈法于奸宄之党”，结果就会“使凶人酷吏，言暴无伤”；只要有粟可纳，犯了罪便可免受惩罚，不法之徒哪里还有所顾忌呢？这种“必免之门”一开，即使法律规定得再严格，“临以斧钺，驱于鼎镬”，又能起什么作用呢？这是说“刑不足以威”。总之，刑赏二柄，都会因为纳粟赎罪拜爵的实行而被弃置于无用之地。另一方面，还会造成农业荒废的恶果。这是因为，国家的爵位和刑罚，既都可以用粟米换取，那些贪利爱生之徒，又有谁不愿“空陇亩而贷圭组，竭仓廪而救死亡”呢？于是，不可避免地要造成这样的结果：“拜爵者坐等封君，遂忘其本业；免罪者室如悬馨，曷保其生聚？虽使三公九卿躬执耒耜，而啬不可以务矣。”这不是抛弃国家的命脉又是什么呢？所以他强调这种纳粟除罪拜爵办法的实行，是“习近古之失策，采庸臣之诡论”。其原因如果只是由于要解决国库空虚、军饷难继的问题，那么尽可采取诸如开办平糴、组织屯田、练将简兵、轻徭薄赋等措施，何必要采取这种“亏昭德塞违之道，坠信赏必罚之典”的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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