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陆贽的先德后刑理论-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二、主张信赏必罚，反对轻爵亵刑
　　陆贽一贯强调爵赏刑罚对于一个国家建立纲纪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爵赏刑罚，国之大纲”（9）。又说：“赏以存劝，罚以示惩，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譬輗軏（ní yùe泥越）所以行车，衔勒所以服马也”。然而当时在这一方面存在的问题，恰恰十分严重，以至于国法军令都不能得到贯彻。他指出：“今将之号令不能行之军，国之典刑不能施之将；上下遵奉，以苟岁时”，甚而至于“欲褒一有功，虑无功者恕，嫌疑而不赏；欲责一有罪，畏同恶者竦，隐忍而不诛”。（10）如果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信赏必罚，霸王之资”（11）；“奖善惩违，固不可废”（12）。一定要严肃地维护赏和罚这种国家的纲纪；“一纲或废，万目皆弛”不可不引起极大的注意！
　　为了论证其中的道理，他列举了唐玄宗天宝年间的故事来加以说明。他说：“天宝季年，嬖（bī壁）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庞加，天下荡然，纪纲始紊。逆羯乘釁（同畔），遂乱中原”。为平定安禄山的造反，需要大量的军费和对于立功者的奖赏。但当时财源枯竭，已经不足以供应赏赐之需，于是“职官之赏兴焉”；职官过多，政府机关容纳不了，于是“散试之号行焉”（13）。以至于整个赏、罚失度，出现了“金帛重而官爵轻”的现象，日益损害了国家的纲纪。
　　现实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德宗到梁州，百姓进献果子、胡瓜，一时喜悦，为了获得人心，竟要以散、试官赏赐之，并认为散、试官系属虚名，给了“无损于事”。陆贽反对这种作法，他说“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国之大柄也，唯功勋才德，所宜处之。非此二途，不在赏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轻。若轻用之，则是坏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坏，则人将不重；柄失，则国无所持。起端虽微，流弊必大。”在他看来，沿路百姓有所进献，只要“量以钱帛为赐”也就够了；“馈献酬官”的办法，是不合乎国家典令的。特别是当他提出这些意见后，德宗还是打算用这种酬官的办法笼络人心时，陆贽严正地指出：“信赏必罚，霸王之资；轻爵亵刑，衰乱之渐。信赏在功无不报，必罚在罪无不惩。非功而获爵，则爵轻，非罪而肆刑，则刑亵”。他指出，天宝末年那种赏罚失度的混乱情况，到现在还没有整饬过来，“当今所病，方在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因为在他看来，散试官虽然不享受俸禄，不掌握权柄，只不过获得一个空名罢了，但如果朝廷不轻用，人们还是会重视的。如果你皇帝如此轻率地使用它，人们了解到这只不过是朝廷笼络人的一种手段，那将来怎样奖赏那些真正立了功勋的人呢？因此他的结论是：这种办法决不可用。如果要使那些进献瓜果的人欢喜，还是以“厚赏钱币”，以使“人不失利，国不失权”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