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维护家族范围内的不平等关系。封建儒家的伦理学说，强调要“严君臣之分，明尊卑之序”，而这首先要“正父子之伦，定男女之别”。所以在正统法律思想中，家族法规被视为国家法律不可分的部分。如家庭连带责任的规定、按照伦常决定刑罚轻重的规定等等，都体现了这种维护封建特权和法律不平等原则的特点。
　　3、德主刑辅，先教后刑
　　先秦儒家在强调“礼治”的同时，还强调和“礼治”密切联系着的“德政”。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2）。“以德行仁者王”（23）。它强调在治理国家的德、礼、刑、政四种手段中，以德、礼作为主要手段，并且在刑罚的运用上强调“明德慎罚”，“明刑弼教”；“勿庸杀之，姑惟教之”（24）。德刑关系上的这种“德主刑辅”的原则，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
　　汉代鉴于赢秦“专任刑罚”的教训，在德刑关系问题上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德的主导作用。贾谊曾指出：治国的途径，或道之以德教，或欧（同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气乐；欧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25）。即主张文武并用，刑德兼施，而重点却在于道德教化，强调先德后刑。董仲舒把这种思想纳入他的神学目的论范畴，借阴阳清暖之说来阐释德主刑辅的关系。他认为上天好仁恶戾，贵阳贱阴，也就是“大德而小刑之意”。同时，上天有好生之德，“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天是“任德不任刑”的（26）。总之，德主刑辅，有天理和阴阳、寒暑的道理作为根据，是天经地义，不可移易的。他为正统法律思想的这一基本原则，进一步确立了系统的理论。
　　董仲舒以后，德主刑辅原则尽管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挑战，但是经过谶纬迷信的流行和儒经的法典化，终两汉之世，一直占着支配的地位。《盐铁论》所反映的西汉中期包括刑德问题在内的一系列论战中，强调依靠刑罚以禁奸止寇的法治派代表人物，虽极力攻诘“笃教以导民”的德治论者，但实际上并未削弱德治思想的深远影响。所以宣帝时期的廷史路温舒就仍然上疏极言“尚德缓刑”的必要。王莽时期，统治者在实行所谓“均田”、“废奴”等办法的同时，试图以繁密的立法来禁绝犯罪，但结果“奸史猾民并侵”，“犯者俞众”。反而导致了此后德化思想的高涨（27）。到了章帝刘炟，接受尚书陈宠的建议，“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箠楚，以济群众，全广至德，以奉天心”（28）。这时和以后，虽也出现过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如王充、王符等人力言法治的重要，但对于“德化”也只是认为“不可独任”，并非予以排斥。至于像荀况强调“惟慎庶狱”，仲长统力主“德教”，是“人君之常任”，刑罚为德教的“佐助”等等，则更是道地的德主刑辅理论了。
　　4、应经合义，论心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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