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四）百家诸子学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是和汉代今文经学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指导思想和许多主要内容，基本上来源于儒经、特别是《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然而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汉初的统治者曾为改变秦代的思想文化统制政策而“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10）；在此以后，汉武帝也仍然指令“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11）。这种情况使得儒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各派的学说，即使到了汉代中期，也不但远未泯灭，而且仍在继续流传并发挥各自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的以在法律方面它使得正统法律思想的内容除了主要来源于作为官学的儒家经义之外，还广泛吸取了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资料。例如从尊卑等级为中心内容的礼的观念及其“尊尊”、“亲亲”原则，既是先秦儒家所倡导的伦理学说的发展，体现了《公羊春秋》的要义，而其中的尊君理论所具的法制内容，又是对先秦法家所强调的法治的基本含义的吸收。又如关于德刑关系、尤其是德主刑辅的理论，不仅直接来自儒经所强调的“明德慎罚”，“明刑弼教”的观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先秦阴阳五行家所鼓吹的“阴阳”，“经权”和汉初黄老所奉行的文武张设、德刑相济一类主张。所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不仅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也和先秦其余各家的法律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上所述，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它在两汉时期的发展过程，大体上是和当时经学的发展过程相适应的。结合它的这种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如下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
　　1、则天顺时，法自君出
　　由董仲舒奠基的作为官学的神学目的论，公开鼓吹天子是上天之子，人间的君主是上天的代表。法律上对犯罪的惩罚，是君主“顺天行诛”的结果，从而进一步树立了“法自君出”的概念。所谓“君者出令者也”（12）。皇帝一言而为天下法，是“三尺法”的最高主宰。举凡“诏”、“令”、“敕”、“格”、“式”、“例”等等都得由皇帝发布或批准。法律既经制定，原则上君主虽然也应遵守，但在很多情况下君主总是任意“钦定”法律，也往往任意破坏法律；可以法外施恩，也可以法外加刑，而臣下则“专以人主意指为狱”（13）。封建皇帝“奉天承运”的这种至尊地位，使法律对于任何侵犯皇权和统治阶级利益的言行，都被视为是违反“天常”的大逆不道的罪行而规定最严厉的处罚。
　　这种“则天顺时”的思想，还被用来解释天时与刑德之间的关系，并据以规定法律具体执行中必须符合阴阳顺逆和四时运行规律的若干准则。它认为，天地间的阳和阴，分别代表着春夏和秋冬四个季节。而春夏是万物发生、成长的季节，这时只能施行仁德；秋冬是萎缩、收敛的季节，这时始可执行刑罚。其理由就是董仲舒所说的：“阴阳，理人之法也：阴，刑气也；阳，德气也。阴始于秋，阳始于春。”（14）《礼记·月令》篇说得更具体。据说春天正当阳和，要像上天对于萌芽的草木和孤弱的老幼善为安养一样，指令司法部门疏通监狱，解除犯人桎梏，停止狱讼和拷掠人犯；夏天气候开始炎热时，为免囚犯发生疾疫，对轻罪犯人要抓紧决遣和宽缓，对重罪犯人要放松管理，改善伙食，暂停审讯；等到秋天和冬天，才开始恢复狱讼，进行审讯和判决，凡断决死刑，都要定在孟冬十月进行。自汉以后，这些作法大都成为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