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
饶鑫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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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界，对于中国儒学的现代文化价值的研究，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在我国台湾地区，则这种研究甚至成为一个热点或焦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应当还是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特别价值及其强大的适应力。
儒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以后即成为了当时所谓“儒墨显学”中两个著名的学派之一，并继续随着各个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繁衍、派生出各种应时的学说；所谓儒家八派，影响及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一部中国思想史，无处不反映出受儒家思想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影响，就法律思想而言，同样如此：要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特别是封建时代的法律思想史，不研究儒家思想及其对法律的影响，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对封建法律思想逐步发展的过程，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秦代的情况比较简单：统一六国以后，秦代所建立的，是以先秦法家思想为指导的极端重刑主义的统治，而且前后仅延续了十多年时间。这一段简短的历史，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家法律思想被排斥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汉初，出现了经过改造的黄老之学。黄老源于道家。所谓“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1）原始黄老以道表法里为特点，到了这时，已演化为以儒、道、法相互渗透为特点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法律思想也就具有了诸如文武并用、德刑相济、约法有禁、尊主安民、刑不厌轻、罚不患薄等基本内容。
汉代中期，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学成为官学，儒家思想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法律思想领域，出现了董仲舒所倡导的“引经决狱”，以至逐步形成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基本体系，影响深远。
在此以后，出现了西汉末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并随之出现了东汉时期的所谓“谶纬之学”；儒家思想受到了来自它内部的冲击。但是作为时代主体思想的却仍然是儒家的正统思想。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这时在法律领域逐渐形成了一个引经注律的热潮，极大地影响着当时乃至以后很长时间的立法和司法活动。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今、古文经学之争为郑（康成）学与王（肃）学之争所取代，并随之引发了以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论语》）为代表的依据老庄玄理解释儒经的玄学。所谓“正始玄风”之盛，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使正统儒学走向了误区，但其主要的渊源，仍不外传统的儒学。而就其发展而言，特别是杜预、张斐在律法方面的重要创发，却导致了为隋、唐时期的授礼入律奠定基础的律学的进一步发展。
隋、唐崇佛，但并不排儒。唐初由孔颖达所撰《五经正义》，对于统一南北经学，解决考试取士所遇到的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法律方面，《唐律疏议》的制定，“一准乎礼”，在大体框架上完成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