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和制度的历史发展大要
饶鑫贤
【全文】
一、中国法律思想、法律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法律思想和制度起源于何时的问题，是同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出现于何时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根据考古的发现，包括若干甲骨文、金文提供的资料，一般认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建立，是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左右，因而确定中华文明史，包括法律史，也就不过四千来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里也说，我国“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
现在看来这种论断很可能要重新加以研究。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则消息。据报道：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找到了新的线索。在辽宁西部山区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发现了距今约五千多年的大型祭坛；同时在辽西的凌源县牛河梁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明十三陵相似。考古学家根据已出土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断，五千年前，这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把中华古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了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而且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我国的文明史，将与古代的巴比伦（今伊拉克巴格达之南）、埃及、印度一样久远。这一考古新成果，将对我国上古时代的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以至国家和法律的起源问题的研究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因此，关于我们国家的国家和法律起源问题的研究，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以后有一个重要的突破。（1）
现在，我们姑且仍回到夏、商、周奴隶制国家，来考察一下当时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
在我国，奴隶制取代原始公社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结束这个历史过程有许多基本的标志。比如，父权制的确立和阶级的产生；氏族或部落之间的战争，变成了“纯粹是为了掠夺”的性质；氏族或部落的首领利用职权，将其职位当成财产传给自己的独生子氏族或部落的管理机构逐渐变为国家机构，即建立了压迫广大奴隶和平民的奴隶主专政的国家，等等。具备这些基本标志以后，最初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便是夏朝。
夏王朝在各方面都具备了一般国家的特征。所谓“茫茫禹迹，划为九州”，当时已把居民按地区划分开来进行统治；“夏后氏官百”（《礼记·明堂位》），建立了以夏王为中心的官僚机构；夏严正声明还拥有一支用于对内镇压和对外侵略的军队；法律也产生了，所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左传昭公六年》）。有些史书甚至说“夏刑”多达三千条，还设置了拘禁罪犯的监狱，称为“夏台”或“钓台”。这里的“乱政”，实际上就是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禹刑”（古代刑即法），当然不一定都是禹时制定的，而是以禹的名字作为夏的法律的总称，以示对禹的崇敬罢了。
根据这些记载，我国法律的起源，一般都认为是在夏朝或略早于夏朝。
推翻夏王朝，代之而起建立奴隶制统治的是商王朝。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机器的强化，商朝的法律制度在夏朝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即所谓“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左传昭公六年》）。由于商朝法律的初具规模，所以周初政治家周公旦在训诫其诸弟时，一再提出要“用其义刑义杀”（《书·康诰》）。荀卿在谈到法律沿革时，也说过“刑名从商”（《荀子·正名》）的话。
总之，夏、商两朝的法律，都是奴隶主阶级的法律。其主要渊源（包括内容和形式）都是习惯法。这个时期的法律思想，主要是受神权和宗法两方面思想的支配：
就神权思想而言，主要的表现是：奴隶主统治者把他们的统治说成是神的旨意的体现，而代表他们的意志的法律，就是神的意志。所以，由他们发号施令，对广大奴隶制和平民的镇压以及对不服从他们的统治的其他部族的讨伐，被说成是所谓“天讨”、“天罚”、“代天行罚”或“恭行天罚”。
就宗法思想而言，主要的表现是：以来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父系家长制的传统习惯为基础，建立起一种以血缘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族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的行为规范。在家长、族长掌握国家政权后，宗法关系和国家组织相结合，进一步形成了以国王为最高统治者的宗法等级制，从而使家法和族规成为法律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奴隶社会发展到西周，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又有了重要的发展。它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礼治”思想成为法律的指导思想
西周初期，相传在奴隶主贵族的大政治家周公姬旦的主持下，以往昔的宗法传统习惯为基础，制订了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中心内容的行为规范及相应的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即所谓“制礼作乐”。礼，就是一般所说的“周礼”。附带说明一下：“礼”在中加法律史领域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下面所讲的内容中，将要经常提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