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独立撰稿人专栏作家文扬认为：“中国人漫長的天朝历史是悲剧，中国人近代以來遭受列强欺淩的历史是悲剧，中国人复制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努力是悲剧，沒有理由认为短短二十几年的经济成就即一举使中国人摆脫了千百年的悲剧命运。建立在社会分层和制度性剥削基础之上的"杂交资本主义"即使不是导致更大悲剧的前因，也不可能成为终结中国人悲剧历史的终极模式。” ［６］
子筱固然不同意文先生泛悲剧化的概括、对历史的情绪化渲染。因为这种论述对中华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中长期领先认知不足，不利于振奋民族精神。相反，倒会鼓励大批适龄优秀年轻人外嫁。然而，非常喜欢先生以悲剧这一美学之最高形式来表达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感：“对于从历史悲剧中走來、现在仍未摆脱悲剧阴影的中国人来说，适度的悲剧感几乎是一种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气质。”
然而，在一个依然对独立自由的灵魂缺少宽容精神、对广大的弱势群体缺乏切实制度关怀的社会，正如一个记忆缺失的婴儿——在健忘症治愈之前，他还会反复地被同一块绊脚石绊倒。我们关注的这个千年婴儿，他的健忘症发病机理在于一种叫做公共知识分子的记忆芯片缺失，灵丹妙药已由身穿法袍的唐僧从西天取得：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法治国家——换上黄仁宇先生的著名标签就是“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
【注释】关于“仿行法制”概念请参见：鲜江临《“非典”与仿行法治》，2003-4-16，刊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前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参见同一作者：《毛式英雄主义和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的调和：对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的一种理解》 。
参见北大法律信息网之精品文章。
方流芳教授：《解读无人领会的语言：
公司法第
12条第2款的诊断》。
新华网湖南频道6月10日电：《湖南一收容所骇人内幕 不交钱竟被活活打死》，2003-06-10 16:09:00
时下笔者正在重新学习苏力先生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文揚：《中國人的悲劇和悲劇感》，2003-6-19，chinesenewsne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