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筱也和某些同胞一样感恩戴德地想：如果孙志刚不是大学生，如果没有中央高层的干预，孙志刚案或许如同千千万万个被强制、被不受有效监督的公权抢劫的民工一样石沉大海。整个事件的运作，一如SARS，只不过为前法治体制在一个转型社会的优势、为其强大生命力添加新注而已。１９８２年的《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之废止 ，以及原则通过单就标题而言便洋溢着人道关怀光辉的《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自然是中国社会巨大进步的里程碑；然而子筱对这样的英明举措是否会是高教经济法教科书中谈到的日、德（战时）“危机对策法”，并非是无丝毫怀疑的。到目前为止，本案的处理方式对于法律人所关注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形成无直接意义。［５］没有民意代表机构有效制约的权力秉性依然嚣张，例如：前卫生部长因为掩盖疫情真相而下台，后任副部长尽然在风头过后为老同志翻案。让人产生无尽的联想：非数目管理国家的易地做官的逻辑有着现实的土壤。法律人千呼万唤，以为能够创造中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的梦想却撞在了前法治社会现实的铜墙铁壁上。
换种视角来看，本着苏力先生“认真对待人治”的态度，研究怎样有效利用人治的方法过渡到法治的彼岸。我们在仲夏之夜梦想：或许在我们的领导人能够再次拨冗聚精会神地恶补根本大法课程，并能充分理解宪政的运作只会对我们的“盛世之治”有利无害的前提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能够一夜之间以基因突变的方式形成。随之，该制度的形成可能有效地推动宪政时代的来临。最终，在子筱们可以等待的生物时效内，把中土的巨轮导向宪政的航程。
即使退一步，在仿行宪政花园中的法律家们，已经有余暇继续编织数目化管理国家之梦：在那个幸福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欧罗巴式花园中，“数学帝国”的子民们也能够据有面积庞大的私法自留地；并且，国家公权力的交替方式将面目一新：政治斗争从此披上温柔文雅的外衣，以至于政治佛性持续下降的小民们也能顿悟如下禅意：原来1789巴黎街垒式的暴力革命与巴西狂欢节式的工人示威游行本质同一，只是方式大异其趣。从此，鉴于吾国已经将要超过“美人国度”再次成为地球村里的中央文明，人民之享乐佛性的觉醒将会渐次改变星球审美旨趣以及文化消费偏好。从此，里约将取代法京成为旅行者的第一目的地。我们的小学生们将在亚马逊河畔温情脉脉的桑巴节奏里，在远离巴黎公社的南半球，享受宪政的荫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