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屋红酒沙龙3:SARS、学风与数字
长孙子筱(孙涛)
【关键词】SARS、学风、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
【全文】
SARS高潮期间,普通民众每日第一关注就是与疫病有关的数字。在疾病高峰期基本过后,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对中国发布的疫情数字提出质疑。我国官方提供的数字是否可信,在疫情退却的时候再次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而回顾卫生部在疫病暴发初期所经历的信任危机,才发现全是操纵数字的那双翻云覆雨的手惹的祸!
笔者这里借用并稍稍别解黄仁宇先生的用语“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浅层,意指在学术思想上因为急功近利而弥漫的浮躁风气,及其渗透到法律制度构造中所形成的不求精准的东方文化习性;深层,则指黄先生所说的一个没能实现“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进行管理的社会。
或许是为了鼓舞同胞士气,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先生便断言:“这文章(指作者自撰《<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今日能在中国发表,即是中国革命业已成功,全国已经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窃以为这论断与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我国国情尚有出入。
子筱深夜垂钓虚拟网络,于坊间打捞出三件涉及我国立法领域未能达到“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水准的不完全证据。这三件证据均折射出,在巨大无形的传统学风熏染下的一个仿行现代法制[1]的先天缺陷,以及学界各路唐吉珂德们挑战来历不明的法律风车阵的实况。子筱力图通过第一、二两个证据揭示:一个“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在较浅层次上的伤痕,已经严重影响国际观瞻;那么,在第三件证据显示的仿行宪政问题不能推进的前提下,实在有进行局部整容手术的必要。并拟建议有关决策部门,以促进高知识群体充分就业为原则,切实发挥法学界的前公共知识分子[1]精英们的看家手艺,为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竭尽绵薄。
1、唐吉珂德大战风车之一:洋教授VS令人费解的“数学帝国”法条
首先,选读一位懂中文的美国法律家,针对我国证监会一个规范性文件而撰写的文章的部分脚注,以唤起吾国民关于非精准性立法之记忆。其作者:唐纳德 C. 克拉克 (Donald C. Clarke),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罗培新译。其文章:《独立董事与中国公司治理——兼评析《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2] 。谨摘录部分脚注附后。子筱注意到:一个美利坚国民,面对中土具有特征性的“非数目化”律例之无知与疑惑、惶恐及失措等非典型性心理体验;并且就法律情感发生学的分析进行主观推测:吾国有关法条可能完全具备了剥夺一个原本生活于过度精准法制下的现代人之安全感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