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应该理解最高法院胆量。毕竟宪政和法治是“进口产品”，不存在“天生丽质”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有效地民主和法治训练。也不存在后天培养的“高雅气质”。
宪法在中国得不到重视很正常。发挥
宪法的重大作用，并不是最高法院的特有职责，当然，其负有重要职责，但不应当是首要职责。最高法院有拔苗助长、急于求成的冲动。
既然如此做法不妥当，那么怎么做才对呢？我们建议最高法院在指导混和诉讼案件中发挥重要作用。所谓混合诉讼是指包含着
宪法诉讼的普通诉讼。在我国目前的部分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中，涉及到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说抽象行为是否合乎
宪法的问题。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要么拒绝受理这种案件，或者在受理案件后驳回起诉；要么在受理后回避对抽象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仅仅对具体行为进行审查。只有较少的法院能够很好的处理这类混合诉讼案件。比如北京法院处理的田永案件。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比较有影响的、实质意义上的
宪法诉讼第一案。只是社会影响小一点。加强对审理这类案件的指导，总结审判经验，为未来全面实施
宪法诉讼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才是最高法院工作重点。
保障
宪法的权威性，已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中国的宪政制度正处在历史性关键时刻。
宪法的尊严能否得到尊重，法治能否获得群众的信仰，取决于我们如何来设计
宪法保障制度，如何赋予权利被侵犯的人法律救济手段。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显示的强大生命力，欧洲国家非诉
宪法保障制度的半途而废，改弦更张，充分证明只有采取诉讼式法律救济制度才能有效地保障法律的尊严，实现公民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