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庙距明堂村1.5公里，历史久远，香火不断。庙中供奉的亚父，相传为楚汉相争时期项羽亚父范增的化身。
该管委会由当地派出所发文成立。派出所给九遮山景区各村下发的通知称，“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是由七村自愿组成的村民组织，在街头派出所指导下开展各项工作。”管委会由主任（由街头派出所一位民警担任）、常务副主任（由当地村民何元清担任）、副主任7名（每村一名，原则上由各村村委会主任担任），委员18人组成，下设调解、治安、勤务三个组，每组有一名组长，成员若干。管委会设在当地宗教活动中心亚父庙。
1993年的一个例子很特别：村干部们制定了禁赌令，准备在村里放电影时宣布。就在放映电影的当天晚上，电影开场前，两位参与制定禁赌令的村干部伙同他人赌博。发现后，村“两委”决定按禁赌令对这两位干部实施处罚；两人提出异议说，禁赌令当时尚未宣布，不能“作算”。但村“两委”多数人以“（禁赌令）虽然还没有宣布，赌博总是不对的，而且，（禁赌令）你们晓得的”为理由，坚持作了处罚。这个例子是何元清1997年说的。6年后，当我再次问起这起事，他已经记不清楚了。
2年后，当我问到“上级指示”的具体内容，何元清说县旅游管理委员会的人曾跟他们讲过省里有个“16字方针”，但具体内容他已经不记得了，尽管他对自己当年亲手拟写的禁令内容还记得一字不拉。这让我感觉，所谓“上级指示”，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
石碑上刻：“根据省景管16字方针，九遮山溪坑南至雪上北至溪地桥头，禁止以任何方式捕鱼（钓鱼除外），违者罚款。九遮山景区管理委员会”。
值得注意的是，联防公约通篇使用“赔偿”而不是“罚款”的字眼。何元清解释说，我曾跟他谈起，村民自治组织不能罚款，只能要求赔偿。由于受“读法律的儿子”影响，在讨论制定联防公约时，他提出不写“罚款”只写“赔偿”，得到大家一致同意。但在其它场合，“罚款”与“赔偿”仍然没有严格区分。
在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我曾见过对一个外地流窜进村的小偷动用“私刑”：众人把抓获的小偷拖到集体屋，用麻袋套在他头上，肆意拳打脚踢，连个别妇女也凑上去打一顿。当然，这种方法对附近村庄的熟人是不会用的。
依照当时的《
刑法》第
151条，结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应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1996年，除村干部，一般村民从集体领到的款项只有10元（两次会议的误工费）。
1996年，长年外出做工、经商的村民达57人，占了全村人口1/4；其中43人到外省、市，几乎全是青壮年。以后几年中，这个数字有增无减，以致我春节回家遇到“小青年”，开口第一句话常常是“今年出去了吗？”
参见前引张静《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
由于明堂村地（屋基）少人多，屋基难以落实，有15年没盖什么房子。多数村民要求盖房。1996年重新规划后，不到两年时间，全部旧房拆除，盖起新房。
《浙江省禁止赌博条例》（1991年）把赌博定义为“以营利为目的、以财物作注计输赢”的行为。实践中，有的公安机关不论下注多少都算赌博。何元清给我讲了发生在本村的几个极端例子：有2角钱一局的赌注也算赌博，人还被抓走；在一个结婚喜宴上，有客人旁观他人打麻将，身上的300元钱被当作赌资没收。他说，在明堂村，这几年没有真正算得上赌博的。
在一起案件中，河南省淅川县法院判决，某村委会主持、全体组干部参加制订的村规民约中，“猪、羊在地里吃青，打死不赔偿”的规定，与我国民法规定相悖，不予采用。参见《朱伯珍诉险峰村村民委员会以执行村规民约为理由打死其饲养的猪赔偿案》，火焰山法律网www.law5.hotoa.com.cn/lawv2/5/190-7.html。另一村委会制定的村规民约规定：“凡偷摘他人龙眼、荔枝一粒，罚款100元。”解答咨询的律师确信，这样的规定是违法的。参见《这样的村规民约合法吗？》，《茂名晚报》2001年9月1日，http://www.maomingdaily.com.cn/mmrb20010902/wb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