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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能在于，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确实有助于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该村离集镇（镇政府、派出所、法庭所在地）有14公里之遥，距离导致政府管理力量在该村趋于相对薄弱，对治安案件、民间纠纷的调处有“远水不解近火”之感。而且，镇政府、法庭、派出所人员、精力有限，管辖事务繁多，对于一般盗窃、赌博、斗殴等案件往往无暇顾及。村民自治组织起到了填补政府管理力量不足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政府职能，减轻了政府负担。政府官员对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持肯定和支持态度，有意识地把村民自治组织的调解、处罚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第一道防线”。针对当地的自治管理，镇领导、两任派出所所长都曾多次表示赞赏：“我们省心多了，平常去都不用去。”
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之所在能够实施，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始终是一个重要因素。如前所述，政府在村规民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显示了支持、鼓励的态度。这使得村规民约获得官方（注意，不等于法律）的认可，增加了权威性。九遮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设立后，街头派出所为支持其工作，还在当地的宗教活动中心亚父庙设立了“警务工作站”，还一度每月初一派人值班。县公安局领导曾莅临挂牌，当地电视台也予以报道。“街头派出所警务工作站”和“九遮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两块牌子赫然并立，昭示着管委会的权威。政府的支持还表现在，当一个违法行为业经村民自治组织作过处罚，对政府而言纠纷已经解决，政府就不再处罚。这使得村民自治的处罚获得准官方的效力。如果一个违法村民拒不接受村自治组织的处罚，那么他可能受到政府依照法律作出的更为严厉的处罚。权衡利害，违法的村民自然更愿意受村里处罚了事。
依据村规民约的处罚能够被执行，还取决于村民群众乃至被处罚人本人对村庄公共权威的认同。明堂村在传统上是一个宗族，族长对于违犯族规的行为具有一定惩罚权（例如不许参加祭祀）。对非官府处罚的认同，也许积淀在村民的集体意识当中。随着宗族自治转换成村民自治，族长的惩罚权转换成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权，也许在村民看来是一件自然的事。除了传统的强大惯性，现实的生活状态也减少了处罚实施中的对抗因素。在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世代生活于此的熟人社会（即使常年外出打工，也割不断与村庄的联系），周围的舆论、自己的“面子”非常要紧。违犯大家认同的禁令，如果拒绝接受处罚，无疑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尤其是，盗窃等不光彩的行为被发现后，被处罚人很少抵制（相对地，对于斗欧等民事纠纷当事人不肯轻易认错，不太怕受罚）。25年来，没有一个村民因对处罚不服而向政府申诉，或者到法院告状。何元清说，他多次“做恶人”，罚了人家，但除了个别，并没有积下仇怨，反而有个被处罚的人事后还表示钦佩。
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能够得以实施，还取决于村主要干部的决心和技巧。当违反禁令或者其它应当处罚的事发生以后，是否给予处罚，村主要干部的权威和意志往往起决定作用。前述对两位参与赌博的村干部（一位副村长，一位党支部书记）的处罚，就是在村主要干部极力主持下作出的。如果村庄缺乏“强人”，或者主要干部不够强有力，就可能罚不了，甚至干脆听之任之，村规民约因此成为具文。这一点也导致村规民约缺乏连续性，完全可能人换政息。另一方面，村干部对处罚尺度和火候的掌握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明堂村历次处罚规定，从情形和幅度上，都在当地民众能够接受的范围，不象有些地方规定的那样极端，如“猪、羊在地里吃青，打死不赔偿”，“偷摘他人龙眼、荔枝一粒，罚款100元”，“违反计划生育，3年不给落户口、不给分田地”。即使根据“上级”布置，郑重其事写在墙上的“超生子女罚款3000元”云云，村干部们实际并不当回事。在具体实施处罚时，也是该硬则硬，该轻就轻，见好就收，免得自己也下不来台；实在处理不了就送交派出所，或者让当事人上法院解决。
国家法律的默认、当地政府的支持、社区“强人”的活跃，共同支持起明堂和邻近村庄村民自治的事业。在可预计的将来，村民自治组织实施处罚，还将在这些山村演出。
与之同时，实施处罚的情形和形式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某些处罚从数量上趋于减少。前面曾指出，盗窃竹树曾是导致处罚的最主要违禁情形。随着社会开放，谋生手段多样化，村民经济收入提高，盗窃案件大幅度下降，处罚相应减少。统计明堂村25年来发生的总共20余起处罚，大部分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进入90年代中期后，除了对违禁捕鱼的处罚，已多年没有发生。其次，有些处罚，象责令违犯禁令的人在电影场上当众表示悔过的处罚方式，在今天已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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