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靳学英：“行政处分可诉性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参见崔卓兰：“行政规章可诉性之探讨”，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叶必丰：“公共利益本位论与行政诉讼”，载《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高鸿：“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研究”，载《法律科学》1997年第4期；钱翠华等：“抽象行政行为能否提起诉讼的探讨”，载《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2期；徐银华：“谈谈对行政监察行为实施司法监督的几个问题”，载《法商研究》1996年第1期。
参见丁丽红：“关于扩大行政诉讼对合法权益保护范围的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可参见王连昌、高启华、谭宗泽：“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几个问题”，载《法学杂志》1992年第1期；皮纯协、余凌云：“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适用”，载《法学研究》1992年第6期；薛珍：“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予扩大”，载《法学》1999年第8期。但也有人认为，当前对司法审查理论研究不到位、法院对扩大受案范围不适应、我的监督体制是以代表机关为主而不是以司法机关为主，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目前不宜扩大。参见张淑芳：“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宜扩大”，载《法学》1999年第8期。
参见姜明安：《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125；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72、82；刘善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论与实践探究”，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3期；张越：“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范模式”，载《研究生法学》1996年第1期；高家伟：“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辨析”，载《山东法学》1996年第4期。
参见前引张树义：《冲突与选择：行政诉讼的理论与实践》，页100－102；前引姜明安：《行政诉讼法学》，页113－116、125。一些学者也意识到其中逻辑上的矛盾：“既然法律已经列举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那么，概括式的规定有何意义呢？”参见章剑生：《
行政诉讼法基本理论》，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页42。张树义先生则把它解释为法律与现实的脱节：
行政诉讼法采取了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方式，但“在我国行政诉讼活动中，起实际作用的还是
行政诉讼法列举的八类案件”。参见前引《冲突与选择：行政诉讼的理论与实践》，页101。
参见杨小君：“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理论研究”，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9－15；“正确认识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模式”，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正确认识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模式”，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
参见杨建顺：“行政诉讼的界限及行政法学研究的课题”、宋炉安：“司法最终权——行政诉讼引发的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例如阎尔宝：“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再检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
除了前面提到的文章，还有温辉：“受教育权可诉性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刘连泰：“行政审判的能动性管窥：一个实证的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