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美国大法官霍姆斯自信而傲慢的断言不同，在中国的国情下，法律并不完全是“对法院事实上将要做什么的预测”。在中国，司法先例不能成为以后同类案件的判决依据，司法判决本身充满了混乱和背谬。霍姆斯的观点忽视了人们对司法判决可能的异议，使我们丧失对司法判决批评的力量。所以，无论是法律条文本身，还是个别的司法判决，都不能等同于法律规范。
通过考察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实践，我们隐约看到一个由法官、法律学者以及律师和其他社会公众组成的法律共同体。正是这个共同体在具体实践中对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的共识，决定着法律的内容，也正是这个共同体对法律理解的变化，引导着法律与时俱进。但也正因为当前我国的法律共同体还没有牢固地形成，和平、理性的法律议论的基础还很脆弱，导致司法判决常常反复无常。法治秩序的建构，还有待于法律共同体的进一步培育。[61]
与一些人的担心相反，本文采取的实证视角并不使法律条文丧失意义，因为它们在法律争辩中是有力的论据；这种视角也不会使学者对规则的强调丧失意义，因为他们参与了法律的议论，并深刻地影响共识的形成；这种视角也不会使学者对法律规则的阐释丧失意义，毕竟它在大多数情况下为我们了解法律提供了指南；这种视角更不是为恣意枉法提供借口，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能够对应当适用的规范达成共识，而违背共识就是违反法律。
（三）法律教科书的另一种写法
本文的研究对法律教科书的写作可能还有一点启示。还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例。大多数的教科书，包括一些提供给法学院学生的教科书，写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时，一律从法条出发，加以演绎注释。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不同教科书要面对不同的读者，自然会有不同的写法。
但是，这种紧跟立法、总是注释“现行法律”的写法，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必然是一幅静止的图画，仿佛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该如此，而且从来如此。在“2000年解释”颁布之前，逐条注释《
行政诉讼法》第
11条列举的内容；在“2000年解释”颁布之后，当然要注释该解释。这很可能使作者面临一个尴尬：“2000年解释”用一个概括条款取代了《
行政诉讼法》第
11条的逐项列举，使后者变得可有可无（在例举的意义上解释第
11条的内容，又远远不能穷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它的过去，也将有它的未来。这些是否应当告诉读者？
这幅图画往往又过于简单，很少涉及实践中的分歧，除了看图说话般的简单案例，几乎没有一个有争议的新鲜判例。当然，我国不采判例法，法律教科书也不象学术论文一般争辩某个标新立意的观点，而是描述法律共同体业已形成共识的观点，也就是“写通说”。但是，法律共同体本身常常充满分歧，司法实践可能形态各异，而智慧往往隐藏在争论中，法律的未来潜伏于个案中。
行政诉讼受案实践的变迁被掩盖了，实践中的分歧被舍弃了，鲜活的个案被忽视了。这会是一幅真实、生动的图画吗？
（本文发表于《北大法律评论》第4卷第2辑）
【注释】 《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1999年合订本）·行政卷》所载的270个案例中，在“评析”部分专门涉及受案范围问题的有35个（这意味着至少在案例编写者、选送者看来，这些案件应否受案是有争议的，因而值得探讨的），而在全部案例中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只有7个（案例11、31、50、104、118、140、2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