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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据以推断的并非中国秦汉之际民间思潮的直接资料，但是社会流行的主要思潮而言，我们不难相信巫术、神仙、长生思想在民间的流传程度。小传统虽然与大传统有分离，但完全的绝缘是不可能的。小传统用自己的方式将大传统中易于理解的部分融化、变形、放大，最终成为自己的模样。这一段历史的轨迹是汉民族在宗教信仰上不同于西方民族的重要因素。
民间宗教思潮在汉代得到了两种不同的对待：一是政治性的利用，一是宗教性的利用。前者的代表是以太平道为号召的黄巾起义，后者的代表是以五斗米道的兴起。五斗米道同时还进行了教会建立国家的另次尝试。不过，这两种性质的利用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尤其前者往往覆盖着宗教的外衣。黄巾起义就是一次利用民间宗教思潮进行的政治性运动。
太平道不应当认为是道教的早期教派。首先，太平道的典籍与信奉的神灵并不明确。从太平道的名称而推断张角等尊崇的典籍为《太平经》是一部分人所持之论，[61]但并没有明确的史载证明，记录了黄巾军史实的《后汉书·皇甫嵩传》、《资治通鉴》卷五十七、《后汉书·杨赐传》、《三国志·孙坚传》、《后汉书·灵帝纪》中都没有关于太平道崇奉《太平经》的内容。太平道崇奉的神灵也同样没有明确记载。至于讲太平道尊黄奉老及“中黄太乙”之说，[62]比较牵强。这样一些至为模糊的神性概念，很难符合宗教所要求的人格神形象。其次，张角的行为并不象一个宗教先知，“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宝自称地公将军，宝弟梁自称人公将军”（《资治通鉴》卷五十八）。 一个纯粹的宗教领袖是很难想象会自封军事职务的。而他通过符水治病，致信徒后设方立帅的行为，完全就是在为政治运动所作的密谋。第三，他的起义以谶语为号召，“黄天”之言很明显是试图利用当时为人们崇信的五德终始的认识。利用谶语而并非信奉的宗教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其政治性。以上几点虽不完全，但可以作为一些明显的疑点。而如果从《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的“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更可推断他利用黄老道为民间普遍接受与百姓生活困苦的事实，以符水治病招纳信徒而举行政治起义的目的。所以称太平道为道教的早期派别并不是很严谨的，至少并非无懈可击。但毋庸置疑的是，太平道在民间宗教的发展中影响巨大。他开创了利用民间信仰反对统治者的先河。以后民间宗教思潮往往被利用作起义的工具，与之有莫大关联。
道教最早的教派是五斗米道。它并且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的教会国家。应当指出的是，五斗米道最初活动的巴蜀一带，原先的鬼神、巫术信仰就很发达，有“俱事鬼神”之说（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张陵在传道中对原先的巫术必然有所接纳。这也可以看作是后世道教巫术传统的来源之一。自张陵而张鲁，五斗米道雄踞汉中三十年，以张氏父子为教主，政教合一，得到人民的拥护，以至“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后汉书·刘焉传》之注引《典略》）。汉政府无力控制，被迫封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三国志·张鲁传》），由于汉季之乱，实际上是一个独立政权。它维持独立直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攻克汉中。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政教合一的教会建立国家的实验结束了。[63]五斗米道并未能将它的政权模式推广至全国。五斗米道以后为曹魏利用，虽有机会越出巴蜀，传布中国，却永远失去了再建国家的可能。这也是道教为政府利用，向正统宗教转化的开始。
上层知识分子对于道教信仰体系的完成与正统化贡献莫大。西晋的葛洪是江南士族，他以“玄”为核心建立了道教的哲学体系，使其不再是下层民众的粗糙之物；他论述了由内修到外养的种种方法。后世道教的神仙思想、金丹术、行气术、房中术等等都有详尽论述。开创了道教之丹鼎派。葛洪开创的对道教正统化改造的事业由北朝的寇谦之与南朝的陆修静、陶弘景去完成。寇谦之从“天师道”（即五斗米道）着手，废弃难以为统治者接受的内容，所谓“废三张伪法”并“以礼度为首”（《魏书·释老志》），按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去砍削。同时整顿组织，严格戒律，终于在北魏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开始占据正统宗教的地位。刘宋的陆静修确立了道教经典的体系结构，在梁武帝时被称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推动了道教神仙信仰体系的完成。这些都是道教成为正统宗教不可缺少的。道教能成为正统宗教与它们同佛教的斗争不能分开。道教经典就是在与佛教的斗争中受佛教的刺激启发而逐步形成的。
南北朝时期，佛教确立为正统宗教。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在两汉。它与道教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但佛教在印度已经是一种成熟宗教。因此，佛教在中国的早期发展以译经和调和教义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矛盾为主。译经是为了传播自己的教义思想，调和矛盾则是因为佛教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成熟的文化系统，要想征服它，必须先适应它。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北周武帝灭佛从侧面说明了佛教的兴盛。南梁武帝曾经几次舍身为僧。佛道成为正统宗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虽然具有一定宗教性，承担起正统宗教的部分职能。但它毕竟不是一种神学、一种宗教；系统的教义、完备的神灵信仰体系对下层民众的影响，宗教的对统治者的神化作用以及相应的民众的服从都是儒学不能给予的。它可以一定程度的替代，但无法完全彻底地顶替，这是它力所不逮的。二是魏晋玄学对于儒学的冲击。以阮籍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厌倦了儒学的纲常名教，尚清谈而论玄学。佛教与经提炼的道教学说受到他们的喜爱，他们并且成为了佛道流传的媒介。最重要的是，他们使儒学一统的局面出现了裂缝，为佛道的进入提供了机会。在现实需要与可能的双重作用下，佛道就承担起了正统宗教的角色。虽是如此，它们没有能力去动摇儒学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一方面，许多著名的道士就是儒者，如张陵、葛洪；早期的佛教译经师，如安世高、支娄迦谶也都与儒者相交深厚。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儒学的影响。另外，儒学的统治自汉武已历数百年，基础已相当牢固。最后，佛道之间的斗争也使两者不可能并力而敌儒。至此，担负着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儒学与正统宗教的佛道呈现出一种即联合又斗争的关系。这也是由它们背后承载的国家在精神领域的功能决定的。这两种功能在其他模式宗教那里并而为一为统治者服务。中国的历史发展却使两者分心而合体。
道教与佛教虽成为正统宗教，但并没有得到汉民族的普遍虔诚信仰。一方面，自周开始的世俗化主流意识形态必然在民间产生影响，对家族与祭祀的重视在民众心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恩斯特·卡西尔说“在中国，被国家宗教所认可和控制的对祖宗的这种崇拜，被看成是人民可以有的唯一宗教”。[64] 另一方面，佛与道虽处于正统宗教的地位，但它们的处境相当微妙，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凭籍的统治者整体而言不会成为虔诚的信徒，他们对两种宗教交互利用，对教团财产可以强制剥夺甚至以灭教的形式来进行。结果正统宗教的至上地位在民众心中必然产生疑问。最后，佛道之间的竞争也宗教的超然形象，降低了它在人民心目中的神圣性。远在道教形成，佛教传入之前，伴随着意识形态的三次世俗化，巫术、神灵、谶语以及“天”的观念等神秘性因素的结合作用就已使中国民众形成了朴素的宗教思潮。它以“天”的模糊概念为核心，“天”是万物的主宰，掌管着人们的命运。糅合着祖先崇拜、神灵崇拜等内容。这种原朴的思潮是真正的中国民间宗教，从士绅到乡农，它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潜意识当中。它也是一种基质，正统宗教、主流意识形态播撒着种子，它却用自己的方式去再创造：三教归一，庞杂的神灵信仰，畏惧鬼神又希望利用，儒家的现世性加强了民众的功利观念，他们追求的是现世的天国。中国各民间宗教教派只是对这种思潮的再提炼与组织化形式。对这种民间思潮还有着另种的政治性利用，就如同太平道一般。现世天国的追求与对谶语的信奉，很容易成为聪明的政治鼓动者的工具。比如“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谶语就为多次的民间起义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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