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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行为、经济行为、法律类行为，是三种不同的行为，是需要进行必要区分的。通常而言，社会管理者只有进化到分得清楚此三种行为模态的高级程度时，社会才可能出现法治的成功建构。哈贝马斯认为，政治权力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或政治权力的继承和使用问题，行为类型可以说是目的理性行为的变种。吾等认为，政治权力的行为模型，本来与法律的实践理性要求，存在着差别;现代法律制度的实践理性，包括平衡维护制度和个体利益、尊严的成分。但是，秘密立法活动，是传统形态政治行为方式的延续，它既未有效改造和建构政治行为的目的理性，同时又对现代法律制度的实践理性，作出了巨大的破坏。
“秘密立法活动”盛行，使政府权力扩张，变成了低成本、极端容易操作的事情。由于没有实质性的违宪审查机制，行政立法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局面。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是，这种立法活动，发生在一个没有民法传统的国家，发生在一个实施阶级专政国家，发生在一个推行市场经济，但市场主体自然权利未被认可的国家。其恶果在于，此种立法，在短短二十余年，便形成了国家权力由政府部门依法割据的状况，巨大性地强化了政府集权的社会管理模式，巨大化地剥夺了现代国家公民应当享有的正当法律权利。
“秘密立法活动”已经极端“不符合新形势需要”，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矫正立法机制，这是公民维权的需要，也是对“管天、管地、管水、管空气、管言语、管表情”的古老政府形态，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迫切需要；是刷新政治模式，执政党成为先进政党的一个关键所在。由于“秘密立法活动”盛行， 政府职能转变，在规模化的行政法制制约下，陷入困局。如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举步维艰，处处碰壁。能够产生部门经济利益的行政规制措施，在中央和地方的数番改革清理中，几乎全部“幸免于难”、“毫发无损”，被清理出来的，往往是“垃圾股”。地方政府现今的行政审批，许多也是部门“合法”权力的产物，具有行政法规和上级规章的依据，撼之不动。地方行政，在自上而下的部门“条条行政”下，根本无法彻底实现地方行政与时俱进。根源在于，部门权力依法割据，大局在焉。
“秘密立法活动”制造的行政规制措施，就如同交通路上的遍布的收费站，需要市场活动主体们，走走停停。在许多经营活动的关口，都会被要求“依法”进行管理。当然，人们都清楚，这往往是进行金钱索取。这种依法索取，或者假以执法名义，以罚款形式的变相索取，比街上的“流浪乞讨人员”的金钱索求，要成功得多，招数也更为高级和制度化。丝毫也不夸张的说，打着行政执法旗号进行的合法与不合法行政罚款，数额已经巨大化到人们时常不忍和“不惮于”描述的程度。最为悲惨的情形，如同孙志刚先生一类，不惜被牺牲公民生命、健康或者自由，来“依法”实现不当行政管理的利益。在此种法律人眼中的惨淡景象下，同时呈现出事物的另一面：即公民权利包括宪定合法权利，在金钱索取下不断丧失。故有学法如我者，总结出社会法治的简单谚语：“钱钱钱，权（利）相连”。
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二十余年， 不断增加的行政执法恶性案例，证明“秘密立法活动”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偏差。这种偏差的出现，有复杂的历史因素，与整体的行政机制紧密相关，是宪政不彰的产物，要克服和改造需要周密设计。在现行立法机制中，社会合意的缺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因此需要将合意法，作为建构法的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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