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笔者对几个具体问题的评析
关于法律关系的定性。笔者认为，对于法律关系的定性或认定，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当事人意思。一个案件中可能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法律关系，比较常见的是合同关系与侵权关系的竞合，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在诉讼时可以选择其一作为诉由。本案涉及到两种关系，即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和无单放货侵权关系，双方当事人均认定为合同关系，这种选择应当是有效的。二是案件本身事实。本案法律关系的基础是双方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美轮公司无单放货，造成菲达厂货款损失。实际上，是否侵害货物所有权取决于运输合同履行是否得当，也就是美轮公司无正本提单放货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问题。因此，从上述两种因素出发，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定正确，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认定错误。
关于管辖权的处理。在涉外民事诉讼领域，我国《
民事诉讼法》第
244条和第
245条分别确立了明示协议管辖原则和默示协议管辖原则。本案的管辖符合默示协议管辖原则，即“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的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民事诉讼法》第
245条规定），而且没有违反《
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发生的争议又与我国有实际联系，菲达厂的住所地、提单的签发地等均在我国境内。因此，广州海事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是正确的。
关于案件的法律适用。一审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法院面对这起涉外海商案件，未经法律选择就径直适用我国法律，似为不妥。即使认定为侵权案件，也必须首先适用《
民法通则》第
146条有关侵权法律关系的冲突规范，然后根据冲突规范的指引来援用相关的具体准据法。二是法院除了适用我国相关实体法之外，还提到了国际惯例。能否适用国际惯例？为何要适用国际惯例？是什么国际惯例？一审判决对这些问题似乎语焉不详。二审中，法院错误地将法律关系认定为侵权关系，从而未能考虑当事人的法律选择，错误地适用了中国法律，这也是美轮公司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再审中，法院在认定案件为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无单放货纠纷的基础上，尊重当事人在提单中的法律选择，并仔细分析了相关的准据法规定，最终根据本案应适用的美国法律作出了正确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