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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制度性规定，是“危机处理办法”，传染病防治如此，矿山安全、防震减灾，诸多社会安全事务领域，本身建立了许多相应的法律制度，它们就是“应急处理办法”。通过“非典”启动法律制度，为政府在处理未来的安全危机时，提供了经验，免使未来发生其他种类的社会安全危机时，因法律意识不足，出现启动法治的迟缓，从而能够迅速地将政府行为、社会行为，纳入法律规范的控制下，为下一步科学、有效处理危机，安排出必要的社会秩序整理机会。
从现今为止，危机治理中启动的法律制度规定，依法实施疫情报告和防治，依法实施隔离措施，依法保护公民知情权，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果不采用这些法律制度性规范，各级政府的消极不作为和社会冲突性行为，在社会行为的代价原理下，上述不当行为必然会增加；在同样的代价原理下，必将重演非典初期的“无法治理”局面，而不会形成现在这种相对正常和有序的格局。必须指出，这种混乱，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将是在代价原理下的必然。
二、 社会管控中法定权力的平衡
我国的公共卫生法律制度，规定了不同情况下，控制疫情传播扩散的各类措施，规定了不同公权机关采取不同管控措施的程序。公权机关可以对控制隔离、疫区封锁等等法定措施，酌情采纳。这些法定措施的采取，应当去除政治色彩，不应将合法的行政行为，作出纯政治误读。各级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依法必要法定措施，控制疫情发展，不是“各自为政”，而是积极作为、履行法定职责的表现。但是，在“非典”暴发后，人们在传统集权思维的影响下，在能动采取法定控制措施的方面，明显存在不足。对防治措施采纳，存在观望和简单模仿现象；也有一些地方采取法外措施，搞“土办法”、“土政策”，这就造成疫病控制秩序出现的一定混乱。
考虑到我国地域广大，情况复杂，社会控制措施不宜“一刀切”，不宜将社会控制的具体行政措施统一化，这就要求在法定的管控权力分配体制中，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适法主动性。行政法律制度是均衡权力分配的规范，它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必然会根据长期的行政经验，进行权力的分配。这种分配，在基本适应社会管理需要的情况下，在法律效力存续期间，应当得以尊重。在现代法治国家，不同层级的公权力，通过权力分配和分化，形成一种“法律制度内的平衡”，它不再雷同于农耕社会的集权行政机制，权力一统于朝廷，而是应表现出公权力在制度内的平衡分布。在法律制度下，朝廷做什么，下臣该做什么，有既成的权力分配，法律规定是清清楚楚的。这的确和古代不一样，现代朝政多少体现出社稷政体的层级分权，而非与古代法一模一样，全是朕意的天下。这种古今之异，社盛的各级干部，以后必须深刻体会。
在危机冲击下，不及时启动法律制度规定的权力分配安排，毗临地区难免会受到影响。原理在于社会连带化和大交换大流通，使社会危机损失出现了联动效应。非典时期，疫区以外，出现了笔者曾指出的疫情不断跨地域扩散“集权下的忧患”。“非典”冲击反映出传统法律观念对“分权治理”模式的冲击，尤其是“因身份区别适法”的传统，导致部分疫区，因具有特殊地域社会特征和身份，比如是某方面社会活动的中心、集大成者，法律控制手段采用，一直犹豫不决。考虑到自然灾害引发的社会安全危机，本身不需要用超自然和超验方式应对，而是实际地处理社会问题，因此法律制度中的措施，应当在现代法治平等适法原则下，依照法定条件适时采纳，非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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