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期法制运作的反思性回顾
鲜江临
【关键词】反思
【全文】
2003年春夏，“非典”这个不速之客，闯进中国的社会生活。它的突发性、破坏性、诸多非确定性，冲击中国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公共领域，也影响到公民生活。应对这场灾害冲击，减轻对社会公共生活和公民生活的影响，是社会组织动员机制运作的目标。本人在这场风波暴发后，提倡依法治疫、呼吁提高对公民健康权利的认识，建议完善社会救济施行免费治疗吸纳病患，不客气的说，这些主张先行于政府的相关决策，而不是以放马后炮自娱。非典一过，我们容易疤好忘痛（这是本族的通病，包括对“文革”皆已疤好忘痛），这并非一种好习惯。本人认为有必要对“非典”期间我国法制的运作，作一反思性回顾。
一、 政策选择与法治启动
有限政府，是对保障经济交易自由、公民思想和行为自由的现代政府形态表述。有限政府，不是无政府，也不是无为而治农耕型政府，而是积极处理社会性公共事务的政府，它并不排斥具有管制强力的一面。这是指，政府应当在保障社会自由的同时，应当积极履行保障社会安全的职能。由于安全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的社会价值，及时、有效处理社会安全危机，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特征。
“非典”大规模暴发后，人们期待着政府对危机作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政府反应的速度和方式，是对政府干预危机能力的考验。一个先发问题是：政府在突发的社会安全事件前，采用何种应急机制和手段 ，迅速提供出公共安全危机对策。在此环节，能否启动法治方式，是一个问题。这是指，在社会安全危机尤其是持续性的安全危机发生后，政府行为、社会组织行为和公民行为，是纳入既成法律制度的规范框架，避免社会秩序混乱，进行全方位整合，还是依赖通常反应不足的、零散的行政命令方式进行处理，是危机治理的一个基本问题。本人在“非典”暴发之初就已指出，应当及时启动、仿效法治方式。启动法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和台湾“非典”暴发后，抗御疫病的政府政策选择中，也得到映证，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保障和约束政府防治传染病的政府行为，明确安排了疫病流行中公民行为的方式。这些法律并不是近期制定的，而是在1989年就已经颁行实施。大家之所以对它感到陌生，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公共政策选择中的法律意识，尚未得以有效建立。突发危机前，决策依赖朝廷圣旨的现象，还比较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