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证据的合法性问题
　　证据的合法性是指取证的主体、取证的程序、证据的形式等都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并非任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都要排除，如果只是轻微违法并可以补救的也可以不排除。如调查人员在取证过程中没有告知证人如实作证的义务，违反了取证程序，但是要证言的内容真实也可以不排除。在我国以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在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所以以刑讯逼供的方法取得的口供应予排除。例如，民警杜培武案件因没有排除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险些造成错杀冤案。该案中杜培武的妻子和公安局副局长被枪杀，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将杜培武逮捕。在该案的取证过程中，审讯人员对杜培武拳打脚踢，不让睡觉，用电棍击打，用手铐将其悬空吊在防盗门上，最后，将杜培武屈打成招，违心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来，在另一起案件中抓获了真正的凶手，杜培武才被宣告无罪。在该案件中，杜培武曾向法官申诉自己被刑讯逼供，但法官却让杜培武拿出证据来，杜培武只拿出一件血衣，拿不出其他证据结果被判死刑。所以为了遏制刑讯逼供现象，应规定一旦辡方提出被刑讯逼供，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控方证明其取证合法，这就要求控方对讯问或进行全程录像或要求律师在场，现在我国一些地方已经进行讯问中的律师在场的试点。另外，对通过侦查陷阱取得的证据，应区分情况决定是否排除。所谓侦查陷阱也称为诱惑侦查，如为了抓获多次强奸案的犯罪分子，让女侦查人员深夜独自在案件多发地段行走，以此作为诱饵。排除诱惑侦查所取得的证据的标准是：该诱惑侦查使正常人产生了犯罪念头。例如，让某官员的朋友送给该官员20万现金，并且保证没有问题，若该官员受下，则以犯受贿罪将其逮捕，这种诱惑侦查所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相反，若只是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一次犯罪机会，这种诱惑侦查所取得的证据可以不予排除。
　　排除非法证据有利于减少冤假错案，避免错判。但有时也会与发现案件真实背道而驰，甚至会放纵罪犯。例如，在美国有一起因排除非法证据而造成的血案。该案件中，被告人强奸杀害了17名少女，证据确实充分，但审判法官却发现那些堆积如山的罪证，是警察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潜入被告人的住宅而获得的，根据美国“毒树之果规则”，非法搜查获得的证据要排除，而且被告人的口供也是在没有告知其沉默权的情况下刑讯逼供得来的，所以也要被排除，最后，法官不得不痛苦地宣布：因证据不足，释放被告人。所有被害少女的亲属被激怒了，一位父亲冲上前去，开枪打死了被告人，但他也被法警当场击毙。该案件成为美国司法史上的一场恶梦。但这场悲剧的根源在于警察的非法取证，而不能因此否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血案是警察向文明执法的目标迈进过程中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排除非法证据最主要的功能在保护人权。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鉴于法西斯暴政践踏人权的沉重教训，以《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人们越来越注重对人权的保护。追求案件真实的一元的价值观才被追求多元价值观所代替，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要加强对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的人权的保护。如现在全世界已有130多个国家赋予被告人沉默权，所谓沉默权，即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中有权沉默，在审判中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词。在一些国家，还规定了沉默权的告知规则，如美国著名的米兰达规则：警察在逮捕或审讯犯罪嫌疑人之前会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你说的话将会用作不利于你 的证据。你有权会见律师，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政府可以为你免费提供。设立沉默权的根据在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的规定：在刑事案件中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我国于1998年正式签字同意该公约。但我国还没有正式确立沉默权制度。沉默权制度不但能够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从长期来看，也可以保护整个社会的利益，因为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成为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但从眼前利益来看，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会影响一些案件的侦破工作。尽管如此，在我国许多地方的司法改革的措施中已经借鉴了沉默权的合理因素。如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规定了“零口供规则”，不再将口供视为证据之王，而重视其他证据的作用。在武汉公安机关的审讯室中，已经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撤下，而用“遵守留置规定，严格执法，文明办案”来代替，不再强迫犯罪嫌疑人坦白交代。另外，许多国家规定证人享有特免权，如夫妻之间享有免于作证的特权，为维护社会家庭的和谐与稳定，不惜牺牲一定的司法利益。也是追求多元价值观的体现。我国法院将公正与效率作为新世纪工作的主题，是多元价值观的又一体现。所以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符合人权保护的理念，顺应司法文明进步的潮流，已被各国立法所确立。

第 [1] [2] [3] [4] [5] [6] 页 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