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数目字管理和法律精细化
廖凡
【关键词】数目字管理 法律精细化
【全文】
偶然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知和国民态度的冷思考，择录如下：“让我们反思一下这个对比：冲绳大战的战场遗址，日本人、韩国和朝鲜人，中国台湾人，美国和英国人，14万余战殁者的名字，清清楚楚的刻在排成林的黑色大理石上；反观南京江东门的大屠杀纪念馆，石碑上只用中日英三国文字刻着：遇难者300,000。魔鬼在细节中，天使也在细节中。我们应该追问：历史是什么？难道是手上的牌，只有在日本右翼出来否定历史侵略的时候，我们才把全套花色的历史纸牌拿在手上，抽选出最具杀伤力的红桃A？” [1]
该文作者的本意大致是，不应只将死难者作为同右翼辩论的论据或是同日本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应当真正作为民族历史的一部分铭刻于册，牢记于心，谈的是态度问题。笔者由此却想到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历史为什么缺少了细节？
促使笔者作此联想的主要动因，是黄仁宇先生在其《中国大历史》一书中的核心观点：中国历史上始终缺乏数目字管理。 [2] 特殊的地理（黄土大陆）和气候因素（季风和雨量），尤其是集中资源治理黄河的需要，使得中国政治体系早熟，迅速进入大一统状态，地方利益和地方组织未及充分发育。在此情况下，中央政权和基层社会间缺乏有效中介，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等数目字管理的先决条件无从从容展开，中央政府的各项制度和设计倾向于“概念先行”。 [3] 既然缺少统计数据和技术支持，为政之要便不在于因地制宜，而在于均匀一致：将整个基层社会视为一体，用同样的官僚，依据同样的原则加以治理。所有地方官的选拔是基于同样的道德教条或意识形态理论，而后者同时也是所有地方的治理原则。由此，对于官僚集团而言，不同的行政区域不是各具特色、需要相应专门管理知识的岗位，而不过是若干个可以互换（interchangeable）的职位而已。这种径路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是庞大的官僚集团，下面一块长面包是同样庞大的农民群体，二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处在中间维系两者的单薄力量，无非是一种道德教条或意识形态理论，无论其表现为文化精华或是施政方针或是科举考试要点。这当中既无管理对象的细分，也无管理手段的细化。
笔者个人感觉，这种追求整体均匀、忽视细节准确的非数目字政治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塑造出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习惯的一个显著特质，即大而化之，满足于概念的提出和原则的宣示，而不注重细节的阐释和分析。提及日本对侵华历史的认知时，我们满足于“大多数友好的日本人民+极少数敌对的右翼分子”这样似是而非的模糊区分，而不去了解承认者和否定者的人口比例、年龄构成、教育程度、职业背景、地域分布和政治力量对比等具体细节。谈到对中国造成的伤害时，我们又满足于“2000万人口伤亡，3000亿财产损失”这样的笼统数字和“日本必须正视历史，认罪道歉”这样的抽象口号，而不去尽可能的搜集、保存和整理有关这段历史的细节资料和证据（人证、物证、书证），作为对甚嚣尘上的否定声潮最有力的抗辩。这些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缺乏数目字意识的体现。数目字管理不只是简单要求有统计数字，而是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含义，它实际上指的是资料的细节化、手段的多样化和管理的精细化。这是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须具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