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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陈列出的分子，另一共同特点在于，多不在主流媒体上说话：估计不是不想说，乃是无缘说。而“公共知识分子”，鄙人认为是“进入主流媒体者”，是要从美国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如华尔街报、华盛顿邮报领稿费的，是不会被美宣部封杀的。公共知识分子，显然应当是占据社会话语中心的分子。而《读书》不是社会主流媒体，《东方》、《天涯》、《南方周末》自然也不是社会主流媒体，乃是知识分子的自留地也。
因此，我们大胆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尚没有真正有机会，走向“公共化”的道路，他们在自己的自留地里放声高歌，显然还属于“前公共化”的阶段。
我们还必须指出，“公共知识分子”或应是社会批评的不踌躇者，这是他们被人理解的天职。因为他们不讳及批评，故而成为社会益鸟之类型。永远不进行社会批评的知识分子，显然不属于“公共知识分子”。我估计，许多知识分子不是不欲批评，乃是批评虽对于社会有益，但对自己通常无益，甚或招引麻烦。这当然是与言论自由度分不开的，所以，还是不能埋怨不敢批评社会的知识分子，谁不想安泰和“芝麻开花节节高”？至少，不能消灭许多知识分子将来可能当政协委员的官方信任基础。但是，这就说明，不进行社会批评的知识分子，或婉转说理、春秋笔法、阴阳怪气谈社会问题，不敢象刘易斯·H·拉普汉姆那样堂堂正正批评布什，提出“十个问题”，谈谈“异议的理由”的，尚统统属于非“公共知识分子”。因此，将对谁都“客客气气说话”的伙计们，算成“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是对“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一种“个人性理解”，与社会理解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许尚有差异。因此，在这个阶段上，经济学家就是经济学家，法学家就是法学家，文学家就是文学家，杂家就是杂家，他们并未因为活动范围因素，进化为新式的社会角色，即“公共知识分子”。
关键问题是，苏式解读，主观制造了一个社会空间，掩盖了报禁未开，言论自由需要与时俱进的基本事实，制造出“知名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等式，从而将我们的“盛世”，等同于了“水深火热”的北美、欧洲等“过于开放”的社会。这个问题，象我们这种没有丰富阅历的后学，都晓得，都明白，都知道，为何苏力老师犯这种小错误，进而整乱了一个大问题呢。
也不得不指出，毛泽东同志教育的一代人，还爱打仗。他们动不动就成为了两个阵营。这是“英雄”和“坏蛋”逻辑，在知识界自然的延伸。当年有一个电影，电影中女群众站在自留地大声喊：“李书记，吃早饭罗”。“坏蛋”则可能躲在“阴暗角落”，说：“吃个屁”。 毛泽东的阳光雨露，狂风暴雨，让一代知识分子，包括与对话对象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安全感、信任感，丧失殆尽，不分成两波，不搞成两团，不形成两个阵营，用四川某地的话来说，就叫做“怪瓜了”。读读徐友渔先生关于文革武斗的描述，你就会知道“战斗”的惊人社会事实，是多么牢固地留存在他们那代人的记忆。“革命斗争”的岁月，英雄主义必然深入他们的骨髓，黄继光、丘少云，都是敢于用身体去和“敌人”战斗的人物，即使不愿那般刚烈，也要琢磨要象杨子荣，去“智取威虎山”。虽然，苏力老师竭力调和毛式英雄主义和公共知识分子形象 ，进而给出“智识整体”的社会感受，然而，难道我们可以在这些通常分为两波人之间的纷飞战火前，把眼睛闭上？把耳朵堵上？虽然，我们知道某些时候，该用口罩把嘴巴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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