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式英雄主义和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的调和：对苏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的一种理解
鲜江临
【关键词】公共
【全文】
近二日闲来无事，遇见苏力老师《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一文。苏力用语言之技编织“话语造物”之挑针、引针、穿花、绣边功夫，极为高强：不说法学院的年轻学生为其折服，就是“老革命”三十多岁如我者，也常能从苏力的文中，发现出许多乐趣。古人曰：无友不如己者；况且他是我们的学长，因此必须认真学习。刚好前些时日，鄙人之一小文《立体法律人运动》被“法思”、“法理与判例”诸网先行转载，粉墨登场于法律人游玩之所，该文与“公共知识分子”话题，关联密切。甚至有人问：“现在有公共知识分子之说，为何还要创造一个‘立体法律人运动’的说法？”
吾曰：
“华夏社会，异于当下的开放社会。因此，’法律人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此特定社会，面临生存环境问题。以知识立体化，不超越法学范围的活动形态存在，较为妥贴。 鄙人认为， 公共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另一种社会的存在物。故而，现时态下的本社会，曰“立体法律人运动”。
这就提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时空问题。孔子、孟子、墨子，是不是属于“公共知识分子”？农业社会的文人墨客，是否可归于“公共知识分子”之范围？1990年后的何新，是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吾等知道，孔孟弟子三千，然受信息传播制约，社会影响有限，其身后之隆誉，也并不证明他们生时之“公共”。而何新，于1990年后的空旷社会，寂寞独舞，独舞亦为“公共” 乎？非也。
吾认为，只有在一个开放社会，才产生“公共知识分子”。不大词地说，只有一个自由言论的社会，在可以普遍参与社会话语建设的时空，方产生“公共知识分子”；此种分子，能够自由地使用自由媒体。
那为什么包括苏力在内的许多人，认为已经产生了“公共知识分子”？并且苏力还象1975年列举“北京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首都体育馆、等等）一样，从经济、文史、法律诸方面排出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阵容。这使人们不得不象对人民大会堂产生崇敬一样，产生出崇敬之情。
但是，我们必须认真地理解一下“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发现所列的“公共知识分子”完全是一种复杂的结合：里面有“经济学鲁迅”、“新左”、“自由主义者”、“中国的汉密尔顿”、“本土资源发明人”、“科斯弟子”，形形色色。分析这些人，有些属于毛社会“右派”，有些成长于80年代末期的社会激荡岁月，有的饱受欧风美雨，他们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处于政体的边缘：或为研究员、或为教授。这就如同滔滔汪洋之岸边，浊流世界之边际，余有数枚多彩的贝壳。象茅于轼老先生这样的人物，既属才学之人，又有社会参与热情，确是经济学界的奇迹；盛洪这样的相对新人，显然也是一枚绽放的奇葩（有几个人有社会参与的勇气，敢去为公民孙志刚上书鸣冤？）。法学家就不细分了，以免影响“法律知识共同体”的团结，免得让发明共同体的“体长”强世功先生，为本体的参差不齐，长太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