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论与中观理论-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在当前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一统的小农的情况下，构成农民合作能力的因素，便不只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因素，更不是机械的生产方式所可以决定的宿命，而是与具体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安排有极其密切关系的。《黄河边的中国》也讲制度安排对于农民合作能力可以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中他尤其关注的一是教育，二是民主制度，比如村民自治。但是，为什么有些地方村民会积极参加村委会选举，有些地方村民对于选举却毫无兴趣？的确是有村民盼"为民作主"的官的，但给了他们"由民作主"的权利，很多人便将这个给来的权利当作了既得利益，你再来收，他们可能就会"依法抗争"。在当前的既定结构下面，如何通过精巧的制度安排，来建构农民的合作能力，这本身就是对大理论宿命的挑战。但只有在具体的事件和过程中，我们才有进行具体制度安排或教育来改造小农宿命的可能，具体的背景、事件和过程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中观理论的问题，也就构成了理解乡土中国的基础。将对乡土中国的调查与研究置于这种具体的背景、事件和过程中来予理解，就有希望避开大理论对我们思考的强制，有可能直面问题，让我们的调查研究切近当前中国农村的实际，就有希望真正理解乡土中国的状况并为乡土中国的建设开出有用的药方。
　　进一步说，研究以问题导向的中观理论，就是要深入到农村中，将问题具体化在一定背景、事件和过程中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当然是以更为深入扎实的调查为基础的，这样，在为理解农村而进行的调查中，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更详尽的细节、更完整的事件以及更多的调查者。中国农村之大和之重要，使得理解农村成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可跨越的阶段。《黄河边的中国》为学者提供了很好的深入农村的理由，如何在《黄河边的中国》和其它农村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更加广泛的中观层次调查研究，将成为能否将农村研究推进得更深入、能否理解乡土中国，从而能否为乡土中国的建设提供良药的前提。
　　再进一步说，农村调查和研究的一途，是通过深入持久的农村调查，来发现农村存在的真问题，找出在学者知识范围内无法理解或难以解释的事实，并从农村调查中获取理解事实的灵感，如此来逐步建立起源自一个一个问题的中观理论，这种方式恰好是《黄河边的中国》的作者主张的将预设理论框架"悬置"起来，直观社会生活，但《黄河边的中国》本身未能彻底贯彻的方法。如何通过更多学者更加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逐步建立起可积累的中观层次的理论研究，并最终建构出理解乡土中国的本土社会科学，实在是亟待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