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论与中观理论-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以此来看《黄河边的中国》，其大理论思考的特征，便使它将农村本身推至边缘，成为典型的从外向内看和从上往下看的例子。《黄河边的中国》的确是有意识地回避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与范畴，但它从小农理论到历史评论来看农村，实在有很多地方在以自己的既有知识来寻找、割裂农村事实，它一再评说农民缺乏合作能力时，仅仅是从一些具体的农民没有合作的例子如农民为什么不集中灌溉等来引出语题，然后转向历史或哲学层面的思考，将一个社会科学的话题转换成人文科学的话题的。本来应该在此停住，仔细从当地农村中来讨论为什么农民不选择合作，从而形成一个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论题，但《黄河边的中国》在10处以上提到农民合作能力不足时，竟无一处进行了这种细究，其中的哲学式思考和历史联想，不仅在提供启发意义上，而且在提供答案上面起了作用。农村调查因此就仅仅成为一个话题，一个由头，一个思考的起点。作者关心的中心依然在抽象的理论问题上，也就是作者所竭力希望"悬置"却始终没有"悬置"起来的外来理论上。
　　其实，外来的理论倒没有那么可怕。从里向外看和从下向上看，并不排斥外来的包括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范畴。关键是需要将农村调查置于一个经验研究的领域之中，从理解农村本身的逻辑来把握那些在农村调查中发现的令人震惊的事实，从农民具体的生活生产中，从农民自己的行为脉络里面，找到之所以农民不合作，之所以农民负担重的理由。一句话，从内向外看和从下往上看的关键，是将农村本身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在经验层面进行研究。经验层面的研究并不排斥哲学和历史式的思考，但这种思考只能是在提供启示上，而不是在提供答案上起作用。哲学和历史式的思考本身应置于社会科学研究也就是农村本身研究的边缘，而不是中心。
　　《黄河边的中国》的悖论就在于，它占有大量调查资料及这些资料的问题意识，但因为作者没有能够将理论特别是哲学式的思考"悬置"起来，而未能从农村本身的逻辑来解释这些问题，更没有能够提出真正有助于哪怕是理解诸如农民合作能力和农村政治体制的理论架构，这样就缺乏在解决农村诸多问题的对策上和理论上的积累。《黄河边的中国》因为有大量的调查资料，而正确地抓住了问题，但它并没有理解问题，更没有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其原因是具体的调查与对大理论的思考结合在一起，违背了作者自以为的"悬置"原则。
　　为什么一个真诚的试图"从内向外"、"从下往上"看的学者会出现调查与理论的脱节，而难以从农村调查中获得理论思考的资源？对大理论的关怀或对大问题的关注，在《黄河边的中国》中就是对农民合作能力与地方政治状况的关注。说过于关注大理论有问题，不是说大理论不重要，而是说大理论不根本。以农民合作能力和地方政治状况为例，百年来不仅没有解决这两大问题，而且对构成这两大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仍然缺乏理解。恰恰在构成大理论的理由上，需要学者进行深入调查，在具体的问题中作更为细致长久的研究，而不能只是作走马观花和大而化之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