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黄河边的中国》似乎特别关注作为社会事实本身的"社会情绪"，而不很关心造成"社会情绪"的具体事实是什么。社会情绪表现在谈话者激烈的语言里，表现在饭桌上的民谣上，也表现在诸如"毛泽东显灵"所引起的广泛影响中。《黄河边的中国》先后出现10次以上对"社会情绪"的讨论。作者显然是希望通过对社会情绪的观察，来把握当前中国农村的现状和中国农民的心态，而对造成这些社会情绪的具体原因则不关心，也关心不了。
　　将"社会情绪"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来观察，与观察造成"社会情绪"的具体原因，是两种很不同的观察农村的视角。前者关注的焦点是"社会情绪"可能造成的后果，"社会情绪"本身已是事实，是观察的起点，这种观察指向农村以外，构成更大范围观察的一个部分；后者关注的焦点是什么造成了如此的"社会情绪"，"社会情绪"是观察的终点，这种观察指向构成"社会情绪"的内在理由，是在农村具体背景下的一种讨论。
　　第二、《黄河边的中国》特别关注历史。四个月的农村调查，涉及到历史的讨论竟超过20处。这些历史的讨论，大都是游历史遗址引出来的，包括游包公祠、参观焦裕禄陵园、访袁世凯墓，参观岳飞故里，阅读县志和参观会馆、关帝庙等，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作者理解当前农村问题的材料，引起作者对农民合作能力，如由关帝的忠义到晋商的商业伦理到农民的合作能力的讨论和联想[167-168页，231-234页]；地方政治制度改革，如由包公到孔繁森到民主政治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再到"没有能力代表自己"的广大村民只能企盼包青天一类政治家来"替民作主"，再到利用社会关系网的"礼尚往来"来"通关节"，由此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弊病的讨论[237-238页]。
　　"读史使人明智"。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有助于理解当前困扰人们的那些农村问题的实质。曹锦清写道：
　　为了理解，调查者的思维必须’撤离’调查现场。一是逆流而上，进入历史，在一个历史长时段中去审度经验事实，在表面的观念与制度变化中发现其稳定的因素。二是自下而上，形成理论分析框架，对各类经验事实进行整体分析"[246页]。
　　抽象地看，这话是不错的，不过，具体在《黄河边的中国》中，因为对历史的过份偏爱，历史不仅提供了理解农村的启示，而且在很多时候是提供了解决农村问题的答案。往往是在每个调查的片断中，作者即引历史作为答案终结了讨论，这就大大妨碍了作者从完整的农村调查本身来获取答案的能力，农村调查成为研究的边缘，成为作者对中国历史思考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历史成为作者对农村整体思考的一个部分。换句话说，作者是从历史来看农村现实，而不是从农村现实来看历史资料，历史资料过快地为农村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农村研究本身的整体性消失了。农村调查与经验成为历史的碎片。这就化解了农村实证研究的价值。
　　第三、《黄河边的中国》也十分关注哲学层面的思考。比如书中不下10处谈到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特点，并为中国农村不善于合作而气馁。作者一再在谈到农民特别是农民的合作能力时，引用马克思关于小农的理解，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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