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违宪审查的一种形式，即在个案判决中，间接否定了不合宪法规的具体效力。同时考虑国情，《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规定系属行政法规，一般基层法院，不宜否定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故通过最高法院审理，作出裁决，较为妥当。这种不是通过专门的
宪法法院、
宪法委员会等违宪审查机构，集中进行违宪审查，而是以美国式的法院分散审查模式进行个案审查，能够迅速启动违宪审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不可以采用专门机构集中审查的方式。另一个好处是，
宪法案例的出现，将可能发育出一套
宪法判例制度。本人透过国人抽象思维能力缺失的事实，认为判例制度可能更适合中国人的法律思维，先行判例的存在，将会避免因为对法律原则不能合理解释，形成960万平方公里一法万解的情况，从而在一个新的法律领域，开启判例制度。
制度与时俱进，就必须在“前无古人”的这种情形下，创制出新的办法，提供出新的制度模式，而不是一味却步旧制，甚至以机械法律主义的思维，固化失去社会适应能力的制度，而不改善制度的适应能力。从其他国家法律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如透过英国衡平法的发展、美国宪法案例发展，都可以发现，制度的灵活化和微调，是完善制度的正常方式。
因此，通过最高法院审理孙案，并检诉擅意收容遣送侵犯宪定权利，在法律技术上是可行的，它并不一定需要通过适用《
立法法》，这个本身也需要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法律，花费时间对《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法律审查”。当然，一定要“按部就班”，通过人大审查，也并非不可，但其综合性的社会效益，远远逊于本人描述的司法审查。这样做错失了整合社会的契机，失去了刷新政治模式的良机。对一个传统政府来说，由于它存在反应机制缺陷，通常错失机会，但希望这个公审机会，不要轻易错过：它对社会、对政府，都有好处。当然，它对无辜公民孙志刚，也是最好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