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事情就这样奇妙，早不来迟不来，偏偏“非典”时出了个受难的公民。这位公民，以饱受痛苦和屈辱的方式，创造出一种社会整合的契机。他完全可能以自己的受难，成为“国家卫士”，间接成为消除恶法的“英雄”，并可能在中国人的法律制度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孙志刚。
这个名字，让所有有良知的人，为之留下怜悯眼泪。这个社会符号，完全反射出社会中难以令人满意因素的主要含义。对它的恰当、智慧化的处理，是社会推陈出新的必要。显然这一案件，是整合人心的稀缺资源。
这完全可以形成这样一幅社会图景图景：
社会第x种势力新闻媒体，通过孙案的广泛讨论，聚焦社会注意力，社会中的男女老少，为之吸引，渐次忘记“非典”。他们的眼球，随着电视、报纸孙案主题而转动，社会在某人民法院周围，形成“辛普森案”效应：热线采访、直升机追踪……，直到全国人民为此案，而非“非典”，睡不着觉。继而，国家的代理人，以人民检察官的身份，在法庭上，愤怒声讨暴徒，赢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片喝彩；尔后，通过庄严的法庭程序，另一代理人人民法官，宣布擅意收容公民违法，彻底否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为人民政府顷刻建立起“英明形象”。（恕我幼稚）
这样处理，既为孙志刚彻底归还了公道，也重新建立了社会对公权力的基本信任。至于这样的举动，还有无其他政治学上的含义，作者无意继续发掘。
这个分析，是价值中立的“政治学”分析。而在法律技术上，是否一定要“依据《
立法法》，由人大进行违宪审查”，使违宪审查脱离于司法机制？
我的认识是，在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可操作“违宪审查”。这是因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可不直接“越权审理”法规的效力，而是针对具体行政行为，依照
宪法之第
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之规定，“
宪法司法化”，宣布擅意收容遣送行为，违反
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