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法学教授提出：
“个人请求国家审查法规的违宪嫌疑，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创新之举，值得高度评价和支持。按照现行法律，这一建议由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研究处理，如果认为必要也有可能送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专门委员会在确认有与
宪法和法律抵触之处的场合，向法规制定机关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并要求该机关在两个月内做出是否修改法规的答复；如果制定机关不予修改但却不能说服有关专门委员会，那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最终付诸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因此，审查的过程也有可能长达数月。”（《灾异与反思——重新审视法律制度的理性与人性 》，作者季卫东，引自《法律思想网》）
这种分析，基本符合机构的实际。那么，这就出现可能因为这种“时间延误”，在孙案审理中，《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及《广东省收容遣送条例》，仍然是不得不必须认可的“法律依据”；也可能造成法院审理终结后，“恶法”仍然是判决后不散的一个阴影，无法形成“大快天下”，收拾“非典”后散乱人心，发扬“中国法文化中有一个良好传统，这就是在灾祸变异初定之后反思统治者的罪过责任，清查冤狱大赦天下，以收亡羊补牢之效。”（同上季文）。
问题在于，由于“非典”初期隐瞒疫情，社会对有关方面产生了高度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社会主导力量领导人民“继续前进” 的巨大障碍。这种影响，不仅是社会中的敏感分子们的感受，而是已经形成了群氓大众的普遍直觉。文化程度很低的百姓常唠叨：“非典搞成这样，还不是因为最初隐瞒疫情”，这些说法，让人吃惊。这让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重新进行社会人心整合的问题。
如果没有孙案出现，这种整合人心的要务，真还难以操作。通常的办法是动用媒体工具，一、“大力表彰战斗在非典第一线的战士”，二、“歌颂领导之伟大、英明”，三、超水平发挥，找几个“罪魁”，予以“秋后算帐”。
我们分析一下，“大力表彰战斗在非典第一线的医疗等战士”，社会的接纳度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公营机构的“医疗战士”，并非一贯形象良好。非典疫情前期，通过部分医院传播的事实，也深刻的表明了他们“管理不严、反应迟缓”等的特点，人们对医源性传播疾病（乙肝、爱滋）的种种惊人事实，耿耿于怀，医疗单位形象的光辉化，效用毕竟有限，尤其是在公营机构面目复原后，人民对他们感动的眼泪，很容易干枯。第二个问题，拟不深入分析，仅仅提醒：这种铺天盖地式的投入，实际效益偏低。第三是“秋后算帐”，加重“罪魁”责任。效益依然可能偏低。传统中种种老套手法，有自编自演、自喝彩之嫌，已经让人喷饭。重新整合社会人心，因此必然寻求新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