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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说，你的这个观点并不新奇，其实不过是陈寅恪先生的“史诗互证”。当然，如果作为一种概括，我的做法当然可以这样概括。但是严格说来，我不认为我的分析与对陈寅恪先生史学实践之概括是一致的。我没读过陈寅恪先生多少著作，但是据我所知，陈先生对文学作品之历史学运用还是基本作为“史料”，是发现和印证更为具体的事实，仍然属于传统理解的“人的历史”（我会在下面再谈这一点）。而我在本文以及其他论文中有关文学的分析其实更强调了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对历史材料的重新解读和组合，从而“创造”历史的事实。我更看重理论和视角对事实的构成作用。事实上，在我的研究中，偶尔我会从一些非常不起眼的史料中开掘出一种想象，一种对于我理解当时社会状况具有很大启发的史料。例如我对“法”的解读，[43]对“奸宄杀人历人宥”的解读。[44]我发现，这些史料，只有在一种对社会或理论的宏大把握下才能具有活力，具有强大的力量。
在我看来，尽管许多学者出于种种原因对于陈寅恪先生的研究给与了极高的评价，但我认为他的研究还基本是传统的。所谓传统的，我是说他的基本思路是传统的，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而不是真正以社会为中心的（真正以社会为中心需要大量的社会科学知识，而在陈寅恪先生的时代这种知识还很少），是以传统的中国人文学科即“国学”为基础的，而不是以现代的社会科学为基础的。所谓以人为中心，一般说来，时间跨度就比较小，往往以一个人生命周期或最多一个朝代为分析单位；以人为中心，则势必注意政治和所谓的文化，而缺乏一种宏大的历史把握，缺乏一种对年鉴学派倡导的“长时段”的把握，缺乏那种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感。他的历史研究之精确是相对于个体或一个集团或最多一个朝代的政治活动，但是这些对于理解大历史有则未必精确，有些甚至是可以省略的，例如，就理解古代社会的经济以及其他一般状况而言，李唐王朝的血缘关系和内部的政治斗争也许就是可以省略的。
但是我又必须对上一段文字予以限定。以人为中心，以国学为基础，这倒也并不是说，在这些研究中，在陈寅恪这些学者那里就没有大的历史观了。如同我在前面隐含的，研究历史，完全没有历史观是不可能的。他们有，但是相对于我们今天的知识和判断来说，比较粗糙，例如他们可能理解王朝有“兴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兴衰中的个人命运等。但这些基本是一种经验命题，虽然有某些归纳，但在今天受社会科学影响的历史研究者来看，这种“理论”缺乏解说力，甚至会认为这种研究缺少某种历史观。但其实，这里面其实隐含了某种历史观，即以重要历史人物或人物集团为中心的历史观，强调个人的能力、道德、某项政策措施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以《史记》为代表的以传记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史学，就是典型之一。在这种历史中，历史主要以个体为中心互相交往编织起来的，突出了个体的作用（英雄史观，帝王将相史），而自然（包括地理）和社会生产力这样一些长时间发挥作用的因素在这样的历史中是相对退隐的。这种研究甚至必须忽视或忘记这些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是如此稳定，已经成为了“自然”，成为了大家分享的基本参照系了；而且在开始复数的“文明研究”之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参照系。既然没有分歧，没有新的可能的参照系，我们怎么设想研究这些作为参照系的因素呢。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史学是当时社会构建的，而不仅仅是史学家的智力问题。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尽管有种种发现，也运用了某些新方法，但在这个意义上，仍然属于旧史学。我想任何一位读过中西历史著作的学者并能感到差异的人都应当会感到这一点。
现代社会的转型，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现代关于不同人类社会的知识的累积，其实不仅对这种传统的中国史学提出了挑战，而且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其中可能有两个重要的因素被纳入了新的参照系。一是在国际比较视野中突现出来的自然地理、气候等因素。这些因素先前是被当作天的因素，因此，“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是一旦置于国际视野中，这个被预定不变的因素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变量，因此对历史，特别长时段的历史，就很有解释力。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转型，它改变了我们的一些最基本的参照系，农业社会／工商社会，传统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等，这些基本参照系的改变使得人们有必要重新考察以前被当作不变的“天”和“道”了。这种社会的转型以及相应的知识转型，已经颠覆了那些曾被认为定数的社会历史变量，要求我们重新考察自然、社会与人的互动，重新理解塑造人的活动的社会和自然条件。
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变动和知识转型中，历史学的结构发生了转变，需要的就已经不仅仅是读传统的史书了，也不只是发现新史料（例如目前流行的基于新出土的竹简的研究，那基本上是一种基于信息垄断的研究，并且绝大多是都是传统的），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是知识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科学的了解）、由此带来的对于史料的重新界定，以及对史料中蕴含的信息的敏感、新的历史想象力和整合能力。
因此，这也就回到了我一开始说到的第二点，关于历史变迁对文学和历史文本的重塑。历史变迁使得我们有了新的参照系，有了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从而改变了或重新造就了文献史料的阅读者，这些因素也都在对历史文本予以重塑。史料文献的概念其实已经极大地扩展了。如果说梁启超时代的“新史学”其实还只是一个口号，那么今天的社会发展已经真正创造了新史学，一个已经不必定是以史书（包括正史和野史）为中心的史学已经出现。针对所研究的问题和作者欲求并实际得出的结论，并且在一定的限度内，文学文本甚至其他历史的“痕迹”可以是并完全就是历史文本。作品内容的虚构性甚至也不能剥夺其内容具有的史料性质，因为它同样可以提供某些有关历史的信息。王乾荣发现了甲骨文其实并不是发现了新的文字史料，而是发现了新的关于历史信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系列历史事实的重构之可能。
甚至，我论文的第三个论题其实也是有意义的，而并不仅仅是一个粗鄙的多愁善感的历史哲学反思，一种人类的自恋。而是，放在当代的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思考的历史的、社会的以及人的问题。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字，尖锐地指出当代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问题，文字如下：
“我敬重我的老师，他为人谦和，兢兢业业做学问，他是学历史的，古代史。他每年都有文章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他看我没心思做学问，便说：学文科其实是一个饭碗，人人都要吃饭，但吃饭的途径不同。研究宋徽宗是否嫖过李师师，有何意义，意义就在于你能够体面的吃饭，而不必像民工一样。把这篇文章发表在刊物上，有何意义呢？意义就在于你可以评上教授，因为学校把这作为评审的标准，如果学校把模仿狗叫是否逼真作为评审的依据，我明天就买条狗放家里，天天练习狗叫。……我懂了，因此我还在继承他，我也要吃饭，于是我在研究杨玉环在进宫之前是否是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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