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实就是在我国现行法律层面上讲，也是力图避免司法人员在职业上作出的情法抉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任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我们通常是从是否会影响公正处理案件角度（事实上我在想即使用公正为标准，那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此时会对当事人更有利就是不公正，更不利不也是一种不公正吗？）来理解回避制度，从典型的实用主义角度理解回避制度，一旦案件需要，为有效打击犯罪，或满足某种道德、舆论、宣传等诉求。领导便加备信任，甚至委以重任，认为只要不影响公正（司法者自己或领导的角度），便要求司法人员去大义灭亲，割舍亲情，亲自披挂上阵，甚至认为这正是考验一个人的时候，认为此时他们更能公正执法。个别司法人员在道德的或职业的荣耀感指引下，甚至主动请战。然而他们忘了回避也是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完全有理由去拒绝这样的“大义灭亲”、他们也忘了这其实是让我们的司法人员去忍受心灵的扭曲，以失去亲人的信任为代价，进而失去在社会上安身立命之本，而这时要求回避也完全是每个司法人员的正当权利。
追根溯源，我想这里实际上也蕴含了一种观念问题，即司法机关包括全社会如何看待的司法人员问题，如果是当成工具，那无疑是要大义灭亲、割舍亲情，如果认为其是有独立尊严的有主体地位的人，那显然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不强迫他们做违背人性的事情。这里也蕴含着普通人的道德与司法职业道德冲突的问题，也许依普通人的道德标准，一般人的大义灭亲、割舍亲情是为社会所鼓励，司法职业道德却不简单等同于普通人的道德，你能鼓励律师去揭发他的当事人吗？司法人员当然不能介入有利害关系的案件，我们要正视司法职业道德的独特性，不能以普通人的道德标准代替司法职业道德的标准。
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只要求司法人员处于中立地位，法律要求他们的是在涉及自身或亲属或有其他利害关系的案件中应回避并不能以任何影响干扰案件的处理。但法律不是违背伦理或人性的无情东西，法律不能在维护一种价值时毫无理性地粗暴践踏另一种价值，家庭、亲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毕竟是每个社会不可缺少的。法律不会也不能将司法人员推到情与法抉择的悬崖，因为我们的司法人员是人不是神更不是工具。但愿我们的司法人员在职业中少些情法抉择，我想这也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最低底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