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间社会规范与国家法的统一适用（下）
范愉
【全文】
三、基层自治与国家法的统一适用
案例2：湖南省某地农村1994年土地被政府部分征用，获得近80万元土地征收补偿费，为了合理分配这笔资金，村民委员会（村民组）召开村民大会，经多数村民签名通过村规民约，其中规定“凡出嫁到城关镇的女青年，户口在本镇本村本组的，一律不享受本组村民的待遇，婚嫁在农村的青年要在我组落户。承认空头户口，但必须承担上级下达的各种上交任务。”此后，该村民组按照这一规定分配了土地补偿款，每人平均5千余元。6名已嫁到城镇的妇女以及他们户口在该组的子女共同起诉村民组，1999年11月，县法院开庭审理，认为：村民组系集体经济组织，其财产属于全体成员共有。6名妇女虽然已经出嫁，但她们及其子女的户口均留在村民组，应依法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收益分配权。村民组制定的村规民约剥夺了已婚妇女应享有的分配的权益，违背了我国法律中男女平等的原则，该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鉴于本案的特殊性，法院多次组织双方协调，并走访和邀请有关部门作原、被告双方的调解工作，由于双方分歧太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在多次调解无效后，于2001年4月作出一审判决：由被告村民组偿付原告及其子女土地征收费各近5000元。[30]
近期以来，此类诉讼已连续发生了多起，多数做出了类似的判决[31]，报界在报道这些判决时，还发表了诸如“乡规民约‘约’不了法律”的评论。目前，在法学界，关于“村规民约不得违法”提法早已占据了主流，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在近年的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然而，据笔者了解，还有一些外嫁女子较多，且普遍在原籍保留户口的地区，例如浙江温州地区，此类纠纷也屡见不鲜，并涉及到承包土地和宅基地分配的问题。当地法院和政府对此都感到极其棘手，强调这些问题属于农村基层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应根据村民的多数意见和村规民约处理，除非村规民约存在法定程序上的问题、或违反了国家的强制性法律法规，法院一般不予干涉，因此，很多此类案件均被驳回。
本案从法院的判决看，法律依据和论证都很充分合理、无可挑剔，没有理由说判决是错误的。这里，笔者希望借此案对司法在农村基层村民自治中的作用加以分析，因此无论如何，有必要听一下被告的理由[32]。从村委会的答辩中，可以看到，村规民约的规定并非是刻意或恶意针对某一个个体的，它针对的是一部分人，其中包括出嫁而不转户口的妇女。在这些地区，这种情况是如此普遍，以致如果每一个“出嫁女”都要求享受与村民同等的权利的话，那么不仅留在村里的农民所能得到的“补偿费”微乎其微，不足以补偿他们转产和维持再生产的需要，而且还将涉及村里的宅基地、土地承包权的分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推而广之，整个乡村的秩序就会土崩瓦解，村民自治也将失去其实质意义。
村民委员会方面的抗辩意见主要可概括为这样几点：首先，农村的土地承包本身就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基础之上的，在现阶段，农村的家庭仍然是男性为核心，妇女出嫁后随夫家生活，原来在娘家享受的权利自然应随之消失。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除非把土地分到个人，否则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平。显然，这是现行土地所有权制度和生产方式本身的问题，只能通过国家的土地立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据有关调查，目前我国多数农村承包土地在承包之后很少作调整，妇女在结婚后，原有的土地一般均被收回，而夫家村里也并不会分给土地，在妇女离婚后，如果把户口迁回娘家，娘家也不会再分给责任田；妇女丧偶之后，也只保留子女的土地份额，儿童在14岁前也只能分到成人一半的土地[33]。由于这种秩序既有政策性的背景，也基本符合农村家庭以男性户主为核心的习惯，因此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得到了遵守。而且，在一个较大的地域，人们通过相互间的通婚得到互惠，基本上达到了相对的公平。不言而喻，这些规定对于少数个人（主要是妇女）而言，无疑会产生一定的不公平，例如，入赘的情况；以及有些农村妇女与干部或教师结婚后，并无生活来源，仍在原籍村里生活，取消她们的土地承包权就显属不公平[34]。然而，本案原告，即出嫁到城镇或其他村未转户口、不在本村生活的妇女则有所不同，当她们坚持自己享有宅基地、土地承包权和土地转让费的分配权时，实际上破坏了这种秩序和公平。她们的成功还会加剧秩序的解体，由此，可能会有更多的妇女出嫁后不转户口，从而使多数生活在村里的村民权利受到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