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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最高法院的规则创制权可以合法存在，与判例共同承担司法统一的功能与任务。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最高法院都拥有规则创制权，本质上属于一种授权立法或委任立法，例如美国国会1934年授权联邦最高法院制定联邦地区法院第一审审理程序规则；1966和1967年国会再次扩大最高法院授权立法的权限，包括上诉程序、证据规则以及涉及法院组织体制等方面的规则制定权[28]。基于国会的授权，这种超出原有意义上的司法权（审判权）的权限，也成为司法权限的重要部分；当然，这部分规则并不称之为“司法解释”，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然而毫无疑问，这部分具有“立法”性质的规则，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以不同的形式共同承担着司法统一的功能；规则创制权的存在，并不会影响美国最高法院以判例形式统一司法的重要功能。这是由于，随着当代司法的社会功能的进一步扩大，法院的功能分化越发明显，一方面，基层（初审）法院仍以纠纷解决功能为主，另一方面，上级法院则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规则制定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对司法资源和程序进行分配和配置，同时由于事关重大，规则制定只能属于为最高司法机关所独占的一种权力。
我国的规范性司法解释实际上同样承担着规则创制的功能，但由于司法权受制约于立法机关，并没有被赋予其授权立法的形式和权限，它只能以“司法解释”的名义出现，“对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但由于现行立法的原则性、滞后性和司法实践中新问题的频发，以及法官办案的实际需要，以抽象的规则形式出现的司法解释不仅不会减少，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会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通过规范性司法解释实现司法统一的方式，确实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内在的实践合理性。实际上，这种法律统一的功能是不可能由判例取代的。因为，法律的空缺过大，从一个案例中不可能同时归纳和抽象出诸多法律规则，最高法院自身并无足够的案例资源，而大量由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又不可能及时整理成所需要的判例，因此，判例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此外，判例必然受到许多具体条件的限制，很难形成可以普遍适用的规则；存在着检索和援引上的一系列技术问题；在法律推理上，规则援引主要依靠演绎，而判例则主要依靠归纳，这对法官的法律思维习惯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事实上，由于判例无法援引，已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判例，在审判实践中对法官的影响和约束也十分有限。总之，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目前判例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资料，即使随着法治和司法的成熟，判例的作用逐步提高，也不可能全面替代系统制定的法院规则。何况，依法审判的基本原则和司法实践[29]也迫切要求规则的严谨性，正因为此，近年来随着立法步伐的加快，规范性司法解释的数量反而增加，要求更加迫切。也才反复提起规范性“司法解释权”下放的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强调规范性司法解释的重要功能，并非无视和否认其内在的弊端，实际上，规范性司法解释越权和“违法创新”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警觉，正因为如此，才更有必要限制地方法院进行规范性解释；才必须强调司法解释不应超越现行法的基本原则；才应该呼吁立法技术的提高；也才特别需要最高法院同时重视发挥判例的特殊作用，避免对规范性解释的过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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