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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考察司法ADR的问题时，必须注意中美两国法院以及ADR建构和运作的制度与环境存在诸多差异：其一，中国的民事诉讼在程序运作上历来具有简易快捷和注重调解的特点，并有审限等强制性规定的限制；与美国民事诉讼中陪审团、证据开始和对抗之所特有的高成本和延迟不可同日而语。目前简易程序的改革将再一次使诉讼提速，法院人事体制的变革也将有利于审判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因此，诉讼成本和迟延对中国法院的压力，以及由此迫使当事人对选择ADR的必要性不可能同美国相提并论。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发展司法ADR上不可能与美国具有完全相同的动机和合理性。此外应该注意，司法ADR在程序的运作中同样高度依赖律师的作用，其成本较之民间和行政性ADR都要高得多，而当事人本人参与的程度却低得多。在当事人诉讼能力较低的情况下，当事人行使选择权和处分权更需要依靠法官的职权管理，例如行使释明权和诉讼指导等，因此调解并行的简易程序在效率和效益上可能会比司法ADR更高。因此，从我国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律师的配备及其成本以及法院程序的特征看，建立司法ADR确需慎重。
其二，与判例法国家美国不同，我国法院目前不仅审判的质量不尽如人意，法院的功能、特别是基层法院仍然是以纠纷解决为其基本定位。尽管由于法律的空白过多、社会发展过快，在处理大量新型案件时，法院在缺乏法律规范的情况下不得不经常大量行使自由裁量权、超越现行法律确立规则，然而，但这种规则创制并非我国法院的主要功能定位。随着法典化的实现，以及立法与规范性司法解释的规范化，今后会更加强调法官严格适用法律，通过个案创制法律的需求和空间将会进一步受到限制。法官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也没有理由承担创新带来的风险。因此，我国法院功能的多元化主要是通过各级法院的分工实现的，即由最高法院承担统一法律适用、填补法律空白和创制规则的作用，基层法院仍然会以纠纷解决为主。在这个意义上，以法院功能转移作为发展ADR、特别是司法ADR的理论依据，似乎缺少实证支持。但是，发展法院外的民间性和行政性ADR，确实有利于分担法院的压力，可以过滤掉相当一部分并不重要的纠纷，使法院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完善提高审判技术和质量，提高法官的素质和法院的威信。所以在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时，应该注意通过ADR的优势吸引当事人的偏好和选择，强调ADR不同于诉讼的各种程序利益和特殊价值。在这方面，ADR的固有程序利益，如保密性，不仅不应削弱，反应强化，使ADR与诉讼的反差更加明显，ADR的价值更加突出，唯此才有利于发挥ADR的作用。
其三，ADR并非一种完美无缺的机制，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ADR的功能和价值，认识和避免其存在的弊端。美国法学家指出：ADR从三个方面挑战正式的诉讼制度：ADR使社会规范“非法律化”，ADR使律师非专业化，ADR使法律程序非正式化。[46]……这些在非正式的ADR和正式的诉讼之间的矛盾反映了一个永恒的问题，即在正式的程序正义和自由裁量的但却是个别正义之间的适度平衡。[47]这说明，ADR的特点也可能正是其问题所在。为了更好地利用ADR、减少和避免其缺陷和不足，需要在提高ADR的质量和能力的同时，建立与社会自治、自律、诚信、理性及合作的程度相适应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目前我国各种民间性和行政性ADR存在许多问题和亟待改进之处，例如：仲裁的高成本、复杂和高风险导致的低利用率[48]；民间调解机构及其工作的良莠不齐；协商调解达成和解的困难以及反悔率高；劳动仲裁后起诉增加、调解率降低等等。此外，腐败、职业道德自律差、法律不健全等因素以及复杂的社会环境，也容易使脱离监督的ADR隐含着较大的风险和错误成本。因此，在社会转型期间，一方面应注意改造或改进现有的ADR机构和制度，提高其素质及纠纷解决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发展ADR时应特别注意公平与效率的结合，在强调法院对ADR的尊重的同时，应保证法院对ADR的司法审查和监督，使当事人有机会和权利获得司法救济；在ADR机构具备了相应的制度和程序保障之后，则逐步过渡到形式审查。并且，在ADR的实践中应充分注意我国各地方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不平衡，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政策[49]。在制度和程序保障不健全的条件下，应适当限制强制ADR的使用范围。以避免在当事人不服时反复申诉、上告，导致纠纷的久拖不决。与此同时，社会应大力提倡ADR的价值和精神，逐步培养和唤起社会主体的合作、协商和诚信的理念，创造有利于ADR运行的社会环境。
（四）纠纷解决研究的方法论
纠纷解决与ADR的研究以实践性和功能研究为特征，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应该是一种实证性的研究，包括法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社会学的实证调研、统计、分析等，以及经验性、实验性研究和比较法研究等等。而每一种改革的建言、制度的设计、解构的批判、趋势的预测等等，无一不需要建立在谨慎的论证、小心的实验和客观的总结与利弊分析等之上，而这些都并非纯粹的观念和理论问题。ADR研究不仅是一种理论的归纳和抽象，更应该是对发展中的纠纷解决实践的总结，脱离了动态的、活的纠纷解决实践，就失去了这种研究的基础和意义。具体而言，纠纷解决研究应该注重以下方法：
首先，注重实证调研与分析。所有的纠纷解决都是在具体的环境中运作的，因此，研究纠纷解决问题不应该仅从原理和技术出发，而应该具体分析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纠纷当事人（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心理状态、价值观、纠纷行为等)以及纠纷（纠纷的对象、性质、复杂程度等）的特点，以及纠纷关联要素，包括：社会结构、纠纷的原因（包括主观原因及所涉及的社会、文化、经济原因等）、纠纷的社会价值以及纠纷解决机制（包括纠纷解决机制的构成及其利用程度、实体规范和程序的特点，纠纷解决机构及其人员的素质）等。离开了对具体社会纠纷解决过程中上述要素的实证依据，任何比较借鉴和制度设计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研究者不久之前对山东陵县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中心）所作的极有价值的实证研究[50]，研究者们揭示了一幅生动的基层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与运作情况，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的人民调解早已不再是最初的制度所设计的、建立在基层自治组织基础上的民间调解了。在农村，由于民间调解已经失去了纠纷解决的能力，司法行政权力不得不深度介入，形成了作为代表乡镇党委、政府行使调处矛盾纠纷职权的综合性、实体性的办事机构的“司法调解中心”和“大调解”模式。这种史无前例的调解符合当前农村纠纷解决的实际需要：对权威性机构、法律的标准答案、公正程序和执行力的依赖，具有显著的效果[51]。这些研究者们从实证研究中对许多法律原理和理念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这些实证研究对于ADR理论和纠纷解决的制度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这样的研究目前确乎太少了。
其次，注重纠纷解决机制的动态发展。当代纠纷解决实践和ADR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常常令人目不暇接。这种动态发展既包括具体ADR的形式创新和改革完善，也包括社会理念、当事人认同方面的变化，以及司法和社会政策方面的转换，因此，研究ADR必须时时注意信息知识的更新，不断追踪实践的发展，发现和总结新的问题，不可把一次调研和阶段性的文献、研究成果作为一成不变的结论，并上升为普遍规律。目前，我国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近年来正经历着一个非常活跃的调整发展期[52]，从医疗纠纷到交通事故、从消费者纠纷到劳动争议等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从实体规则到程序、乃至主管机构都在进行重构，这些制度和实践运作的情况都必须在动态发展中关注和把握；数年前的调研和数据及其分析往往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而今后的发展则并未停止，有关发展趋势的预测也有待证的必要。面临这些鲜活流动的研究课题，毫无疑问，参与本身就是最好的实证和动态研究。
第三，注重成本效益分析。无论是对现行纠纷解决制度的否定重构，还是主张引进移植某些国外的制度，都不能忽略成本与效益的分析。美国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曾对简易陪审制做过一个效益分析，结论是这种ADR程序设计是得不偿失的，不符合效益原则（当然与此截然相反的意见同样存在，而且波斯纳的分析也并没有使简易陪审的实验告终）。美国的法院附设ADR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费用问题，因为法院诉讼近乎免费，而法院附设ADR（无论是调解、仲裁、退休法官、简易陪审或早期中立评价）都需要向主持纠纷解决的第三方支付报酬，这给当事人带来了不小的负担。然而比较漫长的诉讼程序和证据开示，毕竟能够省下一些律师费用等私人诉讼成本，这也使得当事人不敢轻易反悔，否则可能受到法院的制裁。这说明，一方面，不同的ADR程序设计会产生不同的效益结果；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条件下，一种具体的ADR程序也会产生不同的效益，需要因地制宜。一般而言，纠纷解决机制越正式，成本和当事人负担（包括举证责任）就越高；如果一种程序的成本与风险失衡，当事人选择的机率就会降低，这也就是何以仲裁的利用率永远不及协商和调解的原因所在。因此，在主张建立某种ADR的时候，应该首先评估一下其投入与产出之比，即进行效益分析。即使是主张废弃某项制度，以某种新制度取而代之，也需要考虑成本与效益的问题。因为建构比革除难得多，而改良尽管可能不够革命和彻底，却可能省却许多成本和风险。尤其是ADR这种生于社会需求、发展于实践的事物，自我改造和更新的能力往往极强，一旦加以适当的资源投入和规范，即可变腐朽为神奇，调解的生生不息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人民调解曾被许多国家学习并发扬光大，为什么在中国不可能换发新的生机？行政调处也是一样，作为一种高效、专业和灵活及时的处理机制，行政性ADR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解决了司法审查和救济的问题后，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能力还应该得到更有效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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