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认为在本案中不能适用“出售商业企业”学说。《
证券法》也不仅仅涵盖‘消极投资者’，也会规范将控制转移到“企业家”手中的私下协定交易。法院认为在1934《证券交易法》中有专门条款针对于收购兼并中公司管理人员和控股股东披露义务、报告义务、短线交易的利益收回等。虽然1933《
证券法》第
4条（2）豁免了那些不涉及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义务，但是在反欺诈条款中，不存在这种豁免。因此，证券法规同时也规范“企业家”协定交易，“出售商业企业”学说不能成为免除规制的理由。
3．法院关于应用“经济现实标准”的解释
为了彻底解决下级法院之间的分歧，最高法院在此案中给了“出售商业企业”学说一个明确的说法。
法院虽然同意某金融工具的名称不足以招致该工具直接列入“证券”范围，但否定了Forman案“两步判断”原则中的“经济现实标准”在判定“股票”中的应用。
法院指出，如果一个金融工具具备股票、债券或
证券法所明确列出的其他证券种类的本质特征，那么其就属于证券，不能因为该金融工具不符合Howey检验而认为其不是股票、债券等等。按“经济现实标准”来确认的“Howey检验”是为了判定某一金融工具是否落在“投资合同”的范围，而不是为了决定其是否落在列出的“证券”例子范围内的每一种而设的。
结论：
通过上述两个经典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联邦最高法院在分析涉及到“股票”的案件时，不仅仅看某金融工具是否拥有“股票”的名称，而是结合股票的“本质特征”来判断。
如果具备本文所分析列举的特征，就是“股票”，不能因为该金融工具不符合Howey检验而认为其不是“股票”。
如果不具备本文所分析列举的特征，那么它就不是
证券法所称的“股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不是别的证券，如投资合同，这个时候法官可以充分发挥“Howey检验”的 “兜底”作用来分析。
注释：
Securities Regulation－case and material， Richard W. Jennings, Harold Marsh, Jr, John C. Coffee. Jr, Joel Seligman, Foundation Press, 1998, p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