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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应然既然依赖于我们的信仰，那我们的信仰能确定无疑地去指向正义这样的终极吗？文艺复兴之后，思想家们确信人类拥有天赋的权利，这样以信仰为依托的自然权利进入了思想家们的分析视野。[5]此时的自然法是依赖信仰而存在，依靠理性去发现的，法的应然就是此中的自然法，不过这里的应然已经摆脱了纯粹规律的意蕴，而带有人性假设的成分，在那个时期，人们一方面想摆脱神学的控制，一方面又想不至于造成信仰缺失的处境，就通过了一种“思想实验”来解决问题，也就是假设了一个“自然状态”，这种方法乃是将自然法与我们的现实经验相脱离。[6]在这种理论中，往往都是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经历过的一个阶段，从自然状态的若干缺陷推导出若干基本原则。 [7]
但是，理论的发展从来不会裹足不前，应然法的理念随着社会的进步、分化和法律实证主义思潮的受到了质疑和批判，[8]法律的实证研究和法律在实践中的运用促进了实然法的发展，在19世纪这段时期里，对实然法的研究成为了主导，实证主义坚持“实际怎样”与“应该怎样”的二元划分，摒弃了以往的“实际”从属于“应该”的学说。[9] 他们的哲学基础和出发点是：对一事物的褒贬，必须以对该事物的客观性质与特征的认识为基础，如果在认识其性质特征的同时就掺进价值判断，便会使对象蒙上难以分析的主观色彩。换言之，如果不将知识性的判断与价值性的评价分为两步进行，便无法把握有关对象的知识，而且无法从事对有关对象的评价，更无从谈起有关对象的改革。近代实证主义大师奥斯丁直接从法律规范入手来探讨法的渊源，将法作为命令性的、赋予义务的事物来把握，他认为“法理学所关注的乃是实在法，或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不考虑这些法律的好坏”，“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其功过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0] 在决定某一规则是否为法律时，不应关注其好坏，因为好坏问题涉及的是规则的道德价值问题，是涉及政治学或伦理学问题。一个法律规范，尽管在应然层面上可能是恶的，但只要它是以适当的方式颁布的，就是有效的；既定的法律效力不会因为与某些基于信仰、道德或其它非法律因素所建立的价值体系相抵触而无效。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法的应然已问题被打入了冷宫，抛回到了道德中，而实在法的概念、逻辑等等成为了研究的重点。
分析实证主义对法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正如有学者指出，倘若我们不从法的应然性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我们恐怕就不能睁开眼睛正视真实的法律，而是继续着“自由”的喃喃呓语。推动法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说，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是功不可没的。但是，这种纯粹的规范主义法学充满了危险，工业革命将人们带入了一个唯理性的境地，更深层次的祸害就必然埋下了，因为，如果单纯视法律为规范，不研究法的理想和正义，排斥法的应然性，这对法律的冲击和破坏是巨大的，这有可能发生法的合法性危机，导致法的暴政与专制。法律发展的历史表明，一旦法律的应然性不存在，法律前景就极为可悲和可怕。法律一旦脱离了价值判断的领域，作纯粹严格的形而下理解，法律的社会意义也大为逊色。它的最可怕的结果是最终导致法学走上极端形式主义的道路，使具有丰富内容和极大活力的法律变成了一套单调、死板、枯燥和毫无生机的抽象的法律概念和范畴的堆砌，把活生生的法律概念、范畴变成了纯逻辑的推理和演绎，没有法律的理想、目标，法律的实证就会变成单纯的逻辑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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