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与仿行法治
鲜江临
【关键词】非典 法治
【全文】
“非典”是一种流行疫病，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公民权利保护诸方面。处理这一问题，在政策选择上，是按照法律行事，还是单纯依靠行政意志处理，是一个问题。外交部发言人经常说：“我国是个法治国家。”这个论断虽然在法律人眼中常觉突兀，递生梦幻感觉，但按照法治国家的方式，处理社会公共问题，并无不妥：人治社会如果能最大化地仿制法治，也算是最好的人治，因此必须鼓励转型政体仿制法治。
流行疫病的出现，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事前可完全防范的，它给社会或许带来一定的恐慌反应，以及对恐慌反应的恐慌反应。但是，如果不仿行法治，这种恐慌情绪，或许会随着人治措施的某一失当行为出现，呈现出秩序的混乱化。法治的方式，是处理这类问题的较好方式，这是因为，法治是均衡和持续调节社会秩序的方式，是社会有效的控制方式，是社会成员可以建立行为预期判断的方式，它比较于人们在人治状态下，处于猜测、怀疑、信息闭塞情形下产生的反应， 增加了理性的成分。
“依法处理‘非典’”，可以发挥出法律制度的行为调节作用，树立仿行法治的政府形象，提升公民生活的安全感。这是指，在“非典”案中，须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公共卫生法律、法规的作用，按照法律的规定，督促政府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保障公民健康权利和履行相关义务。“我国是法治国家”，需要依法处理“非典”。依法处理“非典”，就是要督促公权力部门严格履行法定职责。任何不按照法律行事或拖延行事的方式，既是社会影响不佳的行为，也是疏于法治的表现。我们研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公共卫生法律、法规，本国并不是缺乏传染病防治的法律制度，而是在传染病爆发后，执行这样的制度，存在问题，亟须改进。比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了“国务院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甲类传染病病种，并予以公布；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非典”病出现至今，是否纳入了“公布”的程序？从法律规定看，公布的主体是很明确的。该法还规定：“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是否严格履行了法定义务？上级人民政府是否需要对疫情报告行为，依法施行监督？如果依法应当公布的公布了，依法应当报告的报告了，它标明“我国象个法治国家”。
